今天聽到吳國棟說台灣人有三個本質：正直、勇敢、公道。
老實說，我一直覺得台灣人只有日本人說的三個特質：怕死、愛面子、得到大頭病。
台灣社在830的活動主題：顧肚腹、護主權、要陽光。
我只願支持後二者。雖然，對生物來而第一項才是重點。但是，不也是人類說人類是萬物之靈的？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men and animals; that's why we're men.
到底，要到什麼程度的顧肚腹，才算是有顧到呢？
至於陽光法案，我想，我雖然care，但是，這也只能說說而已…
以kmt立院過半的情況下，法案過不過，完全都看kmt要不要讓它過而已(竟然還可以扯DPP不要不讓該法案過…)！
最後，台灣的主權，在外交休兵、國防研發停止…還要提什麼呢？
而以現今kmt大包大攬的情況下，如果kmt不做，你想要主權？咖拼ㄌㄟ！
回到開頭的想法，以台灣人怕死又總是要顧肚腹的情況下，真的有「正直、勇敢、公道」這三種特質？
dyc
2008年8月29日 星期五
別人的聽講筆記
陳師孟談「台灣往何處去」--牆角裡
八月十七日禮拜天下午，我前去New Jersey的Grac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聆聽陳師孟教授的最後一場政治演講。之前Christine在媒抗有介紹過陳的家族，他成長於國民黨權貴家庭當中，對國民黨以及外省權貴的心 態知之甚詳。陳自1991年加入民進黨，今年總統大選後輔助辜寬敏先生競選黨主席，隨著辜的競選失敗，陳自忖台派團結的良機已失，於是選擇從政治圈中退 隱，17年來為台灣政治的付出在這場最後的演講中劃下句點，以後不會再發表任何與政治相關的演說。 陳教授流利的台語演講生動活潑，可惜我當天忘了帶紙筆，大腦塞不下他的妙語和笑話， 僅以記憶所及將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並且盡量保留陳教授的用詞和口語敘述，不加個人的詮釋。（）內為陳教授原文，個人附註則用＊號打在｛｝中。
台灣該往何處去？打到國民黨是唯一一條生路。國民黨只要一日不消失，台灣就沒有明天的路。倘若國民黨以及其社會上的勢力完全從台灣消失，那麼台灣所有的問題（政治、社會、教育、國際）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台灣應該進行第二次轉型正義，第一次是民進黨執政，這已經發生，第二次是指完全消滅國民黨在台灣的勢力。今年國民黨重新拿回政權並不叫做政黨輪替，政黨輪 替是指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中正常的黨派之間的替換，台灣的情形則叫做「極權復辟」，也因此台灣需要的是第二次轉型正義，徹底打倒國民黨。學者 Samuel P. Huntington在1993年出了一本書『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他提出很多民主國家初建立之後都受到舊勢力的反撲（reverse)，這種現象尤其容易出現在第三波民主國家中。第一波是指一次世界大 戰之前建立的民主國家｛＊19世紀初｝，第二波是指被帝國主義殖民之後的殖民地獨立建國｛＊二次戰後｝，第三波是指脫離俄共控制之後建立的國家 ｛＊1974年後以及脫共的國家｝，台灣被歸類於第三波（脫離國民黨獨裁統治），第三波民主國家特別容易受到舊勢力復辟的威脅，台灣目前就是於第一次轉型 正義之後在今年三月被國民黨極權復辟成功。
有的人認為民進黨過去有辦法逼迫國民黨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集會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廢止動員戡亂時期法、廢止萬年國代、總統直選、廢止刑法第100條 ｛＊陳依照時間列述，我沒有複查，所以在此順序可能不對｝，為什麼現在民進黨對於國民黨好像使不上力。陳認為有這種想法的人對於國民黨認識還不夠深，國民 黨當初鬆綁並不是來自於民進黨給的壓力，而是國際社會給的壓力，尤其是江南案，陳文成案鬧得很大，所以國民黨不得不回應國際壓力。但是鬆綁的項目和時間其 實完全控制在國民黨手中，是國民黨自己知道打回中國已經沒有機會，所以不得不開放一些權利給台灣人民，絕對不是為了回應民進黨的要求。無論以前還是現在， 國民黨從來沒有考慮過民進黨提出的五大訴求（台灣獨立建國的必要條件）：正名、制憲、黨產、 公投 、入聯 ；可以讓步的國民黨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都已經開放了，剩下這五點是不可能讓步的，所以說國民黨現在已經是無法與其討論的鐵板一塊。也因此，台灣 如果要實現以上那五個願望，唯有打倒國民黨是唯一的方法。打倒國民黨並不是說下次我們縣市長要贏回來、立法院要佔多數、或是總統把他贏回來就對了，如果目 標只是這些，那麼台灣永遠無法變成正常的民主國家。 台灣要做的是完完全全消滅國民黨在台灣的所有勢力，完完全全消滅掉國民黨這個黨、這種黨國思想以及各種遺毒，台灣才會有希望。只要一日不消滅國民黨，台灣 就不可能有明天。台灣要做的不是政黨輪替，台灣也從未發生過政黨輪替（因為政黨輪替只出現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中正常競爭的黨派），台灣要有未來，一定要消滅 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是一塊鐵板，完全不可能退讓民進黨的五大訴求， 加上國民黨符合極權政權六大特質當中的前四項（黨產/一言堂/媒體控制/軍隊/經濟控制/祕密審查制度像是警總），只有經濟控制（但是藍色財團和國營事業 還在，陳舉例張中哞曹星成這次總統大選捐N億給國民黨）和祕密審查制度（陳認為現在比較不用擔心了）沒有符合， 在各方面的表現上是小人耍奧步。根據經濟學的【次佳理論（The Second Theory)】，如果對方是小人在拳擊手套裡面藏小刀，你卻要維持君子風度，那就是你死掉，這是最慘的；次佳的方式是你也在拳擊手套裡面藏小刀，那至少 還能維持公平；當然最佳狀況是兩方都是君子。國民黨絕對不是在選舉，國民黨是在鬥爭，我們如果當君子就只有最慘的死路一條。阿扁性格以和為貴，認為「我敬 對方十分，對方沒有回敬我四分至少也會有三分啊」，誠心誠意招攬前國民黨官員在綠色執政之後當官，希望尋求和解，陳說這叫做引狼入室，只要第三波的民主國 家這樣做的都讓極權政權找到機會復辟。 至於蔡英文主席說我們要當一個理性的在野黨，陳認為這是大錯特錯， 國民黨不是我們的競爭者，國民黨是我們的敵人，與敵人之間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有敵人死了我們才有活路。
接著陳提出打倒國民黨的三個方法：
1. 向監察院提出聲討國民黨黨產
2. 請求大法官釋憲，對於過去透過充公侵佔等等手段所得到的【合（國民黨家）法】資產還歸於民。很多拿了好處的人辯解他的所得是國民黨合法贈與的，然而，國民 黨取得資產的手段儘管合乎當時法律，卻是違憲的，因此如果不從憲法精神去探討和解釋，合法但是違憲的黨產是永遠討不回來的。（東德做到了，所以東德沒有被 舊勢力reverse回來。）
3. 杯葛藍色大企業。不購買他的產品，不賣他廣告，不任職他的職員，以讓國民黨的政治獻金斷源。（有些大企業兩黨皆投資，在金額上捐給國民黨的錢通常是捐給民進黨的十倍之多）
有人提問以上三個方法是否過於溫和，陳說因為他自己今年在辜選輸黨主席之後他就決定從政治上完全退下來，他不能在自己離開之後才叫別人上街頭去死啊，但如果有人提出要上街頭抗爭，他是支持的。
陳提到當初他挺辜出來，並與蔡方接觸希望蔡能當辜的副手兩年，讓辜對台灣做最後兩年的奉獻以及團結台派，兩年之後辜會完全退出讓蔡接手，如此一來就不會為 了選主席而使得已經不團結的民進黨派系更加分歧，平添新愁舊恨。陳說他不希望民進黨出現總統黨內初選廝殺的事情重現，因為民進黨已經負擔不起。當初謝蘇初 選過於激烈，導致後來兩人無法合作貌合神離。選舉就算是君子之爭還是必須分出勝敗。贏的一方在把對手幾乎殺死之後，跟他說從今天起我們來攜手合作吧，這叫 敗方要怎麼合作。陳認為選舉固然是一個方法，但不是民進黨選輸總統之後最適合的方法，民進黨應該使盡手段讓各派系團結而不是深化歧見。他有說一些他與蔡以 及蔡的代表溝通的過程，也有說到南部有兩位縣市長對於辜營的決絕回應，但是他沒說出人名也希望大家不要把細節流傳出去，所以我在此打住不寫。陳有說到蔡相 當能幹聰明，但是對於民進黨當初的抗爭歷史、原因、路線不夠熟悉認同，所以蔡老說要當一個理性的在野黨，但是當對方是小人的時候你當君子，註定你要被殺 死。當初陳原本打算在辜兩年任內隨辜為台灣好好的服務兩年，希望能團結台派這樣才有機會打倒國民黨，但是辜沒選上，於是陳已經下定決心離開政治。
後來有位鄉親提問陳對扁案的看法，以下是陳的回答。
選舉人政治獻金的選舉結餘款由選舉人拿走是在法律上沒有問題的，因為那是給選舉人的而非給整個黨，把結餘款匯出國外也是合法的，因為現在每年每人可以不經 審查匯出最多500萬美金，不像興票案是非法的，因為當年匯結錢財出國是要經過審查的，所以在合法的前提下，阿扁頂多是道德有點小瑕疵，都還好，但是如果 阿扁把國務機要費匯到自己的帳戶，那就代誌大條了，這不但非法，人格也有嚴重缺失，如果這樣他會唾棄阿扁。陳說到他知道阿扁捐出至少一億台幣建立凱達格蘭 學校，其中第一年大約花6000萬，之後逐年減少因為上了軌道，所以凱校是阿扁自己創立的政治學校，跟民進黨是無關的，當初陳對於阿扁很是欽佩，他以為阿 扁把政治獻金全部捐出建校，現在因為這個新聞他才知道原來阿扁的選舉結餘款比他知道的多出許多。對於阿扁施政，陳倒是批評阿扁應該要在一上任就推動轉型正 義，讓人民知道之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都是違憲違法的，這樣人民才會知道轉型正義的重要，但是阿扁竟然拖到7年半才做，人民根本不知道轉型正義的真正意義 了，還被攻擊成選舉手段。公投也是，最後才弄出一個入聯公投，但是之前完全沒有做國民教育和社會宣導，人民根本不懂公投的意義，所以讓國民黨隨便拿一個返 聯公投來打，人民根本也不了解後果。阿扁政權內部、民進黨內部的渙散以及不團結是民進黨沒辦法好好施政、沒辦法感動人民的原因。
對於關於830遊行的提問，陳說如果遊行抗議只是以經濟為訴求，那麼經濟將成為此後評斷政績的唯一標準，而使獨立和建國變成口號，獨立和建國是台灣人要幸 福最要緊的兩個要素，一旦變成口號就會淪為像反共復國殺朱拔毛一樣沒有意義的呼喊，如果沒有人要理睬獨立建國的意義和影響，那麼也永遠不用想要獨立建國 了。
｛＊素雅的白色教堂座無虛席，甚至必須在走道加設座位，空氣中瀰漫著焦慮擔心的氣息，我坐在最後一排，舉目盡是「灰」壓壓的一片，我是唯一不滿三十歲的聽眾。年輕留學生沒有黑名單的恐懼，但是也沒有關心台灣主權和政治的熱忱。｝
｛＊本來以為所有台派台美人對於台灣仍然熱血奔騰，後來才知道只有紐約附近的台派台美人是鐵桿深綠，其他州的台派台美人是深綠沒錯，但是也不鐵桿了，對於 台灣的政治漸漸失去了關心，我何其有幸在紐澤西留學，得以親近鐵桿深綠的鄉親（前陣子得知他們當年全部都是黑名單）。希望台灣人無論海內外要團結，團結才 會有一絲打倒國民黨的希望。希望有一天我跟外國人說我是台灣人之後，不用加註落落長的台灣主權歷史等等，我只要說我的國家是台灣，句點。｝
----------------
我期望政治能清明，政治人物能清廉有能，但是我也知道這只會是我的「期望」。
雖然「聖堂教父」只是一部漫畫，但也「簡單的」描述了政治的黑暗…
孔孟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穿了，也只是為了要讓君王好統治；
甚至宗教也只是統治工具的一種--
讓人民信仰，然後乖順，就算有肉體的苦痛，但企求來世的喜樂。
聖人聖人，有哪個聖人有當過君王或統治者的嗎？
朝著目標邁進，在儘量不違法的情況下，做該做的事吧！
dyc
八月十七日禮拜天下午，我前去New Jersey的Grac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聆聽陳師孟教授的最後一場政治演講。之前Christine在媒抗有介紹過陳的家族，他成長於國民黨權貴家庭當中，對國民黨以及外省權貴的心 態知之甚詳。陳自1991年加入民進黨，今年總統大選後輔助辜寬敏先生競選黨主席，隨著辜的競選失敗，陳自忖台派團結的良機已失，於是選擇從政治圈中退 隱，17年來為台灣政治的付出在這場最後的演講中劃下句點，以後不會再發表任何與政治相關的演說。 陳教授流利的台語演講生動活潑，可惜我當天忘了帶紙筆，大腦塞不下他的妙語和笑話， 僅以記憶所及將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並且盡量保留陳教授的用詞和口語敘述，不加個人的詮釋。（）內為陳教授原文，個人附註則用＊號打在｛｝中。
台灣該往何處去？打到國民黨是唯一一條生路。國民黨只要一日不消失，台灣就沒有明天的路。倘若國民黨以及其社會上的勢力完全從台灣消失，那麼台灣所有的問題（政治、社會、教育、國際）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台灣應該進行第二次轉型正義，第一次是民進黨執政，這已經發生，第二次是指完全消滅國民黨在台灣的勢力。今年國民黨重新拿回政權並不叫做政黨輪替，政黨輪 替是指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中正常的黨派之間的替換，台灣的情形則叫做「極權復辟」，也因此台灣需要的是第二次轉型正義，徹底打倒國民黨。學者 Samuel P. Huntington在1993年出了一本書『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他提出很多民主國家初建立之後都受到舊勢力的反撲（reverse)，這種現象尤其容易出現在第三波民主國家中。第一波是指一次世界大 戰之前建立的民主國家｛＊19世紀初｝，第二波是指被帝國主義殖民之後的殖民地獨立建國｛＊二次戰後｝，第三波是指脫離俄共控制之後建立的國家 ｛＊1974年後以及脫共的國家｝，台灣被歸類於第三波（脫離國民黨獨裁統治），第三波民主國家特別容易受到舊勢力復辟的威脅，台灣目前就是於第一次轉型 正義之後在今年三月被國民黨極權復辟成功。
有的人認為民進黨過去有辦法逼迫國民黨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集會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廢止動員戡亂時期法、廢止萬年國代、總統直選、廢止刑法第100條 ｛＊陳依照時間列述，我沒有複查，所以在此順序可能不對｝，為什麼現在民進黨對於國民黨好像使不上力。陳認為有這種想法的人對於國民黨認識還不夠深，國民 黨當初鬆綁並不是來自於民進黨給的壓力，而是國際社會給的壓力，尤其是江南案，陳文成案鬧得很大，所以國民黨不得不回應國際壓力。但是鬆綁的項目和時間其 實完全控制在國民黨手中，是國民黨自己知道打回中國已經沒有機會，所以不得不開放一些權利給台灣人民，絕對不是為了回應民進黨的要求。無論以前還是現在， 國民黨從來沒有考慮過民進黨提出的五大訴求（台灣獨立建國的必要條件）：正名、制憲、黨產、 公投 、入聯 ；可以讓步的國民黨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都已經開放了，剩下這五點是不可能讓步的，所以說國民黨現在已經是無法與其討論的鐵板一塊。也因此，台灣 如果要實現以上那五個願望，唯有打倒國民黨是唯一的方法。打倒國民黨並不是說下次我們縣市長要贏回來、立法院要佔多數、或是總統把他贏回來就對了，如果目 標只是這些，那麼台灣永遠無法變成正常的民主國家。 台灣要做的是完完全全消滅國民黨在台灣的所有勢力，完完全全消滅掉國民黨這個黨、這種黨國思想以及各種遺毒，台灣才會有希望。只要一日不消滅國民黨，台灣 就不可能有明天。台灣要做的不是政黨輪替，台灣也從未發生過政黨輪替（因為政黨輪替只出現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中正常競爭的黨派），台灣要有未來，一定要消滅 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是一塊鐵板，完全不可能退讓民進黨的五大訴求， 加上國民黨符合極權政權六大特質當中的前四項（黨產/一言堂/媒體控制/軍隊/經濟控制/祕密審查制度像是警總），只有經濟控制（但是藍色財團和國營事業 還在，陳舉例張中哞曹星成這次總統大選捐N億給國民黨）和祕密審查制度（陳認為現在比較不用擔心了）沒有符合， 在各方面的表現上是小人耍奧步。根據經濟學的【次佳理論（The Second Theory)】，如果對方是小人在拳擊手套裡面藏小刀，你卻要維持君子風度，那就是你死掉，這是最慘的；次佳的方式是你也在拳擊手套裡面藏小刀，那至少 還能維持公平；當然最佳狀況是兩方都是君子。國民黨絕對不是在選舉，國民黨是在鬥爭，我們如果當君子就只有最慘的死路一條。阿扁性格以和為貴，認為「我敬 對方十分，對方沒有回敬我四分至少也會有三分啊」，誠心誠意招攬前國民黨官員在綠色執政之後當官，希望尋求和解，陳說這叫做引狼入室，只要第三波的民主國 家這樣做的都讓極權政權找到機會復辟。 至於蔡英文主席說我們要當一個理性的在野黨，陳認為這是大錯特錯， 國民黨不是我們的競爭者，國民黨是我們的敵人，與敵人之間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有敵人死了我們才有活路。
接著陳提出打倒國民黨的三個方法：
1. 向監察院提出聲討國民黨黨產
2. 請求大法官釋憲，對於過去透過充公侵佔等等手段所得到的【合（國民黨家）法】資產還歸於民。很多拿了好處的人辯解他的所得是國民黨合法贈與的，然而，國民 黨取得資產的手段儘管合乎當時法律，卻是違憲的，因此如果不從憲法精神去探討和解釋，合法但是違憲的黨產是永遠討不回來的。（東德做到了，所以東德沒有被 舊勢力reverse回來。）
3. 杯葛藍色大企業。不購買他的產品，不賣他廣告，不任職他的職員，以讓國民黨的政治獻金斷源。（有些大企業兩黨皆投資，在金額上捐給國民黨的錢通常是捐給民進黨的十倍之多）
有人提問以上三個方法是否過於溫和，陳說因為他自己今年在辜選輸黨主席之後他就決定從政治上完全退下來，他不能在自己離開之後才叫別人上街頭去死啊，但如果有人提出要上街頭抗爭，他是支持的。
陳提到當初他挺辜出來，並與蔡方接觸希望蔡能當辜的副手兩年，讓辜對台灣做最後兩年的奉獻以及團結台派，兩年之後辜會完全退出讓蔡接手，如此一來就不會為 了選主席而使得已經不團結的民進黨派系更加分歧，平添新愁舊恨。陳說他不希望民進黨出現總統黨內初選廝殺的事情重現，因為民進黨已經負擔不起。當初謝蘇初 選過於激烈，導致後來兩人無法合作貌合神離。選舉就算是君子之爭還是必須分出勝敗。贏的一方在把對手幾乎殺死之後，跟他說從今天起我們來攜手合作吧，這叫 敗方要怎麼合作。陳認為選舉固然是一個方法，但不是民進黨選輸總統之後最適合的方法，民進黨應該使盡手段讓各派系團結而不是深化歧見。他有說一些他與蔡以 及蔡的代表溝通的過程，也有說到南部有兩位縣市長對於辜營的決絕回應，但是他沒說出人名也希望大家不要把細節流傳出去，所以我在此打住不寫。陳有說到蔡相 當能幹聰明，但是對於民進黨當初的抗爭歷史、原因、路線不夠熟悉認同，所以蔡老說要當一個理性的在野黨，但是當對方是小人的時候你當君子，註定你要被殺 死。當初陳原本打算在辜兩年任內隨辜為台灣好好的服務兩年，希望能團結台派這樣才有機會打倒國民黨，但是辜沒選上，於是陳已經下定決心離開政治。
後來有位鄉親提問陳對扁案的看法，以下是陳的回答。
選舉人政治獻金的選舉結餘款由選舉人拿走是在法律上沒有問題的，因為那是給選舉人的而非給整個黨，把結餘款匯出國外也是合法的，因為現在每年每人可以不經 審查匯出最多500萬美金，不像興票案是非法的，因為當年匯結錢財出國是要經過審查的，所以在合法的前提下，阿扁頂多是道德有點小瑕疵，都還好，但是如果 阿扁把國務機要費匯到自己的帳戶，那就代誌大條了，這不但非法，人格也有嚴重缺失，如果這樣他會唾棄阿扁。陳說到他知道阿扁捐出至少一億台幣建立凱達格蘭 學校，其中第一年大約花6000萬，之後逐年減少因為上了軌道，所以凱校是阿扁自己創立的政治學校，跟民進黨是無關的，當初陳對於阿扁很是欽佩，他以為阿 扁把政治獻金全部捐出建校，現在因為這個新聞他才知道原來阿扁的選舉結餘款比他知道的多出許多。對於阿扁施政，陳倒是批評阿扁應該要在一上任就推動轉型正 義，讓人民知道之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都是違憲違法的，這樣人民才會知道轉型正義的重要，但是阿扁竟然拖到7年半才做，人民根本不知道轉型正義的真正意義 了，還被攻擊成選舉手段。公投也是，最後才弄出一個入聯公投，但是之前完全沒有做國民教育和社會宣導，人民根本不懂公投的意義，所以讓國民黨隨便拿一個返 聯公投來打，人民根本也不了解後果。阿扁政權內部、民進黨內部的渙散以及不團結是民進黨沒辦法好好施政、沒辦法感動人民的原因。
對於關於830遊行的提問，陳說如果遊行抗議只是以經濟為訴求，那麼經濟將成為此後評斷政績的唯一標準，而使獨立和建國變成口號，獨立和建國是台灣人要幸 福最要緊的兩個要素，一旦變成口號就會淪為像反共復國殺朱拔毛一樣沒有意義的呼喊，如果沒有人要理睬獨立建國的意義和影響，那麼也永遠不用想要獨立建國 了。
｛＊素雅的白色教堂座無虛席，甚至必須在走道加設座位，空氣中瀰漫著焦慮擔心的氣息，我坐在最後一排，舉目盡是「灰」壓壓的一片，我是唯一不滿三十歲的聽眾。年輕留學生沒有黑名單的恐懼，但是也沒有關心台灣主權和政治的熱忱。｝
｛＊本來以為所有台派台美人對於台灣仍然熱血奔騰，後來才知道只有紐約附近的台派台美人是鐵桿深綠，其他州的台派台美人是深綠沒錯，但是也不鐵桿了，對於 台灣的政治漸漸失去了關心，我何其有幸在紐澤西留學，得以親近鐵桿深綠的鄉親（前陣子得知他們當年全部都是黑名單）。希望台灣人無論海內外要團結，團結才 會有一絲打倒國民黨的希望。希望有一天我跟外國人說我是台灣人之後，不用加註落落長的台灣主權歷史等等，我只要說我的國家是台灣，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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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望政治能清明，政治人物能清廉有能，但是我也知道這只會是我的「期望」。
雖然「聖堂教父」只是一部漫畫，但也「簡單的」描述了政治的黑暗…
孔孟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穿了，也只是為了要讓君王好統治；
甚至宗教也只是統治工具的一種--
讓人民信仰，然後乖順，就算有肉體的苦痛，但企求來世的喜樂。
聖人聖人，有哪個聖人有當過君王或統治者的嗎？
朝著目標邁進，在儘量不違法的情況下，做該做的事吧！
dyc
2008年8月24日 星期日
奴隸的養成
奴隸的養成 from 婆娑美麗的太平洋
像我這樣只會生小孩跟裝賢慧的無聊主婦，沒有拿過哈佛的博士，所有關於米國的司法制度的粗淺認識，都是從看米國的法律電視劇，例如 Law and Order 學來的。
看過 CSI 的人大概都知道，不管是姦淫擄掠偷搶拐騙還是謀殺，這些法律電視劇非常強調「讓事實說話」的觀念。警方抽絲剝繭尋找證據，檢察官再依照所有的證據決定罪名 起訴罪行。尋找證據的手段及過程必須符合一定的程序，否則證據無效。罪名成立，檢察官正式起訴，被告的辯護人與檢察官便要對簿公堂。在法庭上兩造各展示證 據，以這些證據事實為基礎，進行辨證，企圖說服陪審團根據其所展示的證據及辯證過程而接受其意見：檢察官希望陪審團接受其有罪的意見；辯護人希望陪審團接 受其無罪的意見。而法官的任務，最主要就是在確保這些事實，亦即證據的取得方式合法，程序合乎正義，在法庭上兩造辨證的過程沒有受到技術上的不公平操縱而 企圖影響陪審團的意見。若是法官認為整個過程有任何疑慮，亦可行使其職權推翻陪審團的判決。
從民事訴訟到刑案，公共政策的決定乃至於釋憲修憲，在這樣呈現事實，進行辯證的過程中，米國的社會秩序以及公共事務的運作一點一點成形。這樣的方式使得這 個國家制度不會建立在高壓恐怖的集權統治上，更不會倚賴聖王明君道德感化的神話。如何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進而使社會朝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前進，便成 了生活在這個社會的公民所必須面對的責任和義務。而這個社會對這樣的能力的重視，在公民的基礎教育中就顯現出來。在很小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公民便接受分辨 「事實」與「意見」的教育，學習兩者的分野，學習如何利用事實檢驗他人的意見，並且學習如何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辨證進而形成自己的意見。〈請參考：讀書的方法，小二生閱讀訓練1， 小二生閱讀訓練2〉公民參與社會運作的能力，不僅在基礎的公民教育裡培養，就連黃金八點的電視劇，這些公民也有機會看到依社會實案改寫的推理論證過程，學習到法律常識，思考秩序的意義，觀察法律與人性的衝突，檢視社會運作的機制等等。
人人都說米國是民主國家。而我是因為看了米國電視才明白，民主並不是選舉投票而已。民主是做自己的主人，不僅要建立自己參與社會運作的自信與能力，還要有 不怠惰偷懶根據事實型塑自己意見的決心，更重要的是，若是認為社會應該朝向哪個方向前進自己的生活才能更美好，便不能逃避推動社會向這個方向前進的責任。 做自己的主人並不容易也不輕鬆，但是若不做主，只得為奴任人宰制。
從前每次台灣出現所謂的「綠營弊案」，我都不在台灣。這次剛好躬逢其盛，看到司法機關的肆意而行，媒體的宣傳手法與社會的種種反應，我不禁要深深感慨，台灣這個
涉洗錢遭限制出境！ 扁珍全列被告
TVBS╱劉邠如 2008-08-17 18:36
台灣史上第一遭，卸任元首遭到限制出境，這回還是因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律師馬在勤：「可能檢方已經發現有一些不法的或不當的資金流入。」
原本陳前總統解釋，海外帳戶裡的7億元是競選經費結餘，根據法律，這是最安全的說法，申報不實沒有刑事責任最多只有行政罰鍰，不過由於錢是放在媳婦黃睿靚名下，依照國稅局認定，就是贈與，除了觸犯逃漏稅可能罰4億，罰金最高還可能7億都得拿出來繳稅。
另外如果是競選經費，屬於扁呂共有，就可能觸及刑法侵佔罪，刑期最重5年，不過如果檢方能舉證，這筆錢確實和國務費案有關或是犯罪所得，那麼陳水扁夫婦不 但得面臨貪污和洗錢罪嫌，最輕判刑7年，最高10多年，帳戶主人也將成為洗錢共犯！馬在勤：「如果有共犯(事實)的話，一樣會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的內容。」
如何認定已經是難上加難，現在還得加上吳淑珍的身體狀況長期不佳，連筆錄都無法製作！未來如何突破這道司法路障，恐怕還是偵審單位，首要面對的難題。
司法機關的責任在蒐集事實據以判斷，媒體的責任則在呈現事實。一般的民眾則有賴這些機構團體將事實忠實呈現，才能將自己的意見建立在這些事實上。然而就從 上面這則新聞，我們看到了什麼事實嗎？「卸任元首遭到限制出境，這回還是因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檢察官已經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阿扁夫婦了嗎？這位馬在勤 律師說「可能檢方已經發現有一些不法的或不當的資金流入。」是他個人的意見，有任何的事實可以做為他意見的憑据嗎？
新聞中接下來的兩段，完全就是種種臆測。沒有證據顯示可能犯了什麼罪行，通篇都是如果檢方能舉證這樣那樣，就是犯罪。說洗錢但是還沒證據證明那錢是髒的需 要洗；說貪污受賄也還沒有找到對價關係。都已經列為被告，但是還沒有決定是什麼被告，要看能找到什麼證據才決定，常常看CSI的台灣人是不是該想想，這是 司法還是羅織入罪？
結論是如何認定難上加難，那不就表示沒有足夠的證據能成立罪名，卻還要記上一筆被告連筆錄都無法製作。如果沒有證據顯示有犯罪嫌疑，又何來做筆錄的需要和正當性呢？
這樣的新聞寫法充斥在台灣，以爆料的手段發動司法調查，而不是「讓事實說話」。先決定有罪然後看看能夠找到什麼證據來支持這項判定。與此同時，又有各式各 樣的金融專家律師和洗錢專家根據不知道到底有什麼是事實的報導而發表個人的意見。缺乏事實的呈現，沒有公平的論證過程，沒有理性的邏輯思考，這個社會只是 充滿了心痛痛心，切割，一定不只貪這些以及我早就知道。
最教我心驚的是，不管現在是額手稱慶還是心痛如絞的台灣人不知道有沒有想過，今天可以先說阿扁有錢一定有貪污，進而要他交代錢的來源，哪一天也可以要我交代我在銀行存的錢是怎麼來的。司法公平與人權既不適用阿扁，也就不一定適用於每一個台灣人。
漢文化的教育裡，思考辨證的成分有多少，漢人社會對於法律常識的重視程度到哪裡，很多人應該都心知肚明吧？
奴隸真的不是一天養成的。
收集於2008.8.24
名譽是人第二生命，那毀人名譽的，應該是殺人犯吧…
人情冷暖、腦無用！ 修羅刀 ． 羅漢道
問題一直就是在麥克風(被宰制的超大麥克風)！
問題在，我們綠營台灣派仍是弱者！這個結構性的悲哀，沒有被綠營的一大堆，知識份子、政客們，領悟、領略或認知清楚！
國民黨一直是一個戰鬥集團(雖然一路被共產黨追殺)，但殺戮對他們來說，簡直是本能反映！綠營多的是道德清談之士，力關係不對等、認知程度不對等、再加上人數不對等，綠營台灣派不一敗塗地都很難。
三四年前，我就寫過「綠色危機」的綠營「政客無義」，這種廟公政治文化，早就充斥綠營的政治圈！國民黨在背地裡，不管是如何惡搞豪取？在表面上則是扮演出 一種聖誕老人，很多人都能看穿國民黨，這種「貪」的政治文化，但是他也必須吐出部分的利益，而一般人總是會有雨露均霑的遐想和期待，這個人性的小貪，是由 國民黨幫他們去執行的惡，也因此這種間接的惡，似乎就感覺不再那麼惡了。
而反觀綠營的政客，常久以來表現一副正義凜然，好像要執行大義大善，所以要一般人行小善，不行小善就像是惡一般，就如同說「你不捐錢給廟，就是對神不 敬！」的廟公思考。這二種思考理念圖式，各長久坐落在台灣藍、綠兩個陣營的政客身上，陳水扁或他的家人，會把錢匯往海外的根源念頭，其實就是這種模式具體 而微的最明顯表示。台灣人這種思考模式如果無法釐清改正，光會說民進黨要跟陳水扁切割的人，不是不食人間煙火，就是出自無菌室培養的弱者悲鳴！
無情不是甚麼罪惡，但是要能明理！寧可無情明理，也不要狂熱情緒多。8月14日至今，有如台灣的政治西北雨，但捫心細想之下，陳水扁就算貪財(國民黨還未 想好、或找到貪污的罪証，到目前為止。)，他一家人真的比國民黨更可惡？他出賣過哪一個朋友、同志、或台灣人？他迫害過哪一個朋友、同志、非同志、或台灣 人？有沒有殺過人？那就更不用提了！但這位李筱峰的台灣歷史，是不是讀到背部去了？我沒有辦法理解，這種號稱台派，吹噓歷史讀了多少？卻是讀成這種認知！ 還真讓人搖頭嘆息！
還有這個嘉義番，一堆馬後砲的文章，幾年幾月他就知道了甚麼？就詛咒阿扁去死？國民黨都還苦心積慮，追殺編罪名，這個也號稱甚麼台派寫手？就直接詛咒陳水扁去死？我看是比國民黨還霸道！王建煊都還沒那麼露骨，黃昭堂前輩，也要陳水扁夫妻去跳海！而這些都號稱台派？！ 我只想說：幹！真衰小！
我也來幫這些所謂的，網路上台派的清高智能之士回味一下，王又曾、陳由豪、伍澤元、王玉雲、朱安雄…，這些人現在在哪裡？他們虧空了台灣多少錢？注意喔！ 虧空喔！也就是有既成的違法事實，這種行為我是界定於小偷跟強盜之間，它比小偷可惡，沒有出手搶而已！好！現在看這個社會、也同時看看這些嘴巴台派、腦不 知道的人，是怎麼對待這些人？和他們的家人？
我就直接嗆這些人好啦！現在陳水扁海外匯款事件，或所謂金額，哪一件不是媒體所給(我暫且稱資訊而先不稱垃圾)？哪一件事已經法律判定了？如果光在媒體傳 聞階段，也讓這些台派就情緒亂發？你們的行為不是正助長，媒體和這個社會，想要公審陳水扁嗎？甚至那位馬英九先生，不是已經安好〝馬可仕〞，準備定調了 嗎？ 我還想講得更清楚，那就是：
有你們這些虛有其表的台派，幹！他媽的！實在有夠衰小！還法治國家個屁啦！
是的！台灣是一個〝人情的社會〞，只不過是人、和他的情緒的〝人情的社會〞！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情緒奔馳的社會。不只是腦無用、法也無用、理也無用！
所以議員、立委、媒體記者也是法官，讀書的是法官、不讀書的也是法官，賣豬肉的也是法官，所以真正的法官，看起來就像廢物！因為整個社會，已經把他當廢 物！因為法、理既然都已無用，腦就沒甚麼用途，當然就只剩下情緒！因為整個社會到處充滿這種，只剩下情緒的人，所以我們的社會，當然是一個〝人情的社 會〞！
大家都說阿扁為何有那麼多錢匯海外？藍營統媒一直往貪汙方向推進，而綠營也一大票人跟進！我教我的門徒，甚麼是多？甚麼是少？你用你的情緒認知多，他用他 的情緒認知多，那麼你的多、和他的多，是不是一樣多？用這種方法認知多與少，可能一直到西元8000年，也討論不出所以然來！陳水扁匯6億到海外，又傳他 還有國內5億的密帳，就算都是真的，那是不是很多？對於一個薪水階級，那當然是天文數字，可是他明明就不是薪水階級，他十幾年來從政，不就多是在台灣人眾 目睽睽之下發展來的嗎？就算結餘11億，那算多嗎？
十五年前，我有一個金門朋友選縣議員，是金門喔！他準備了三千萬元，選完之後落選跑路，那他應不只花三千萬，而且應該是透支了相當的數目，否則無需落跑！ 現在台灣選一個縣議員，沒有上億資金，敢選嗎？一個立法委員、或縣長，可能要預備個二三億元吧？連戰2004年，不就是有許多人估計，可能要以上百億做估 算！全省性的選舉，就以陳定南最龜毛的人做例子好了，他花了多少億？何不去查查？而以陳水扁一路，以綠營天字號天之嬌子的待遇規模，幾次選舉結餘個幾億， 哪來的奇怪呢？不要忘了！他可不是王老五開始參政的！何不問問！台灣那麼多的議員立委，他們沒有籌集幾億資金的能力，他敢選嗎？
老實說，我對綠營的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無菌室培養出來的知識份子，特別感到不耐，要裝清高、智能，誰不會啊？既無法釐清局勢現實、野戰抗敵也無方！一個媒體記者，就可以把玩弄於掌上！要指望這些人建國？我看去找宋楚瑜他媽媽廁所的門，可能還比較快！
補充一下我對廟公思考的看法！也就是對於信仰，有無虔誠之心？未知！有無傳布的熱誠？未知！而收香油錢，已知！而且都是用特大水晶玻璃箱，所以千元、百元一目了然，令人無從閃躲！
dyc收集於2008.8.24
問題一直就是在麥克風(被宰制的超大麥克風)！
問題在，我們綠營台灣派仍是弱者！這個結構性的悲哀，沒有被綠營的一大堆，知識份子、政客們，領悟、領略或認知清楚！
國民黨一直是一個戰鬥集團(雖然一路被共產黨追殺)，但殺戮對他們來說，簡直是本能反映！綠營多的是道德清談之士，力關係不對等、認知程度不對等、再加上人數不對等，綠營台灣派不一敗塗地都很難。
三四年前，我就寫過「綠色危機」的綠營「政客無義」，這種廟公政治文化，早就充斥綠營的政治圈！國民黨在背地裡，不管是如何惡搞豪取？在表面上則是扮演出 一種聖誕老人，很多人都能看穿國民黨，這種「貪」的政治文化，但是他也必須吐出部分的利益，而一般人總是會有雨露均霑的遐想和期待，這個人性的小貪，是由 國民黨幫他們去執行的惡，也因此這種間接的惡，似乎就感覺不再那麼惡了。
而反觀綠營的政客，常久以來表現一副正義凜然，好像要執行大義大善，所以要一般人行小善，不行小善就像是惡一般，就如同說「你不捐錢給廟，就是對神不 敬！」的廟公思考。這二種思考理念圖式，各長久坐落在台灣藍、綠兩個陣營的政客身上，陳水扁或他的家人，會把錢匯往海外的根源念頭，其實就是這種模式具體 而微的最明顯表示。台灣人這種思考模式如果無法釐清改正，光會說民進黨要跟陳水扁切割的人，不是不食人間煙火，就是出自無菌室培養的弱者悲鳴！
無情不是甚麼罪惡，但是要能明理！寧可無情明理，也不要狂熱情緒多。8月14日至今，有如台灣的政治西北雨，但捫心細想之下，陳水扁就算貪財(國民黨還未 想好、或找到貪污的罪証，到目前為止。)，他一家人真的比國民黨更可惡？他出賣過哪一個朋友、同志、或台灣人？他迫害過哪一個朋友、同志、非同志、或台灣 人？有沒有殺過人？那就更不用提了！但這位李筱峰的台灣歷史，是不是讀到背部去了？我沒有辦法理解，這種號稱台派，吹噓歷史讀了多少？卻是讀成這種認知！ 還真讓人搖頭嘆息！
還有這個嘉義番，一堆馬後砲的文章，幾年幾月他就知道了甚麼？就詛咒阿扁去死？國民黨都還苦心積慮，追殺編罪名，這個也號稱甚麼台派寫手？就直接詛咒陳水扁去死？我看是比國民黨還霸道！王建煊都還沒那麼露骨，黃昭堂前輩，也要陳水扁夫妻去跳海！而這些都號稱台派？！ 我只想說：幹！真衰小！
我也來幫這些所謂的，網路上台派的清高智能之士回味一下，王又曾、陳由豪、伍澤元、王玉雲、朱安雄…，這些人現在在哪裡？他們虧空了台灣多少錢？注意喔！ 虧空喔！也就是有既成的違法事實，這種行為我是界定於小偷跟強盜之間，它比小偷可惡，沒有出手搶而已！好！現在看這個社會、也同時看看這些嘴巴台派、腦不 知道的人，是怎麼對待這些人？和他們的家人？
我就直接嗆這些人好啦！現在陳水扁海外匯款事件，或所謂金額，哪一件不是媒體所給(我暫且稱資訊而先不稱垃圾)？哪一件事已經法律判定了？如果光在媒體傳 聞階段，也讓這些台派就情緒亂發？你們的行為不是正助長，媒體和這個社會，想要公審陳水扁嗎？甚至那位馬英九先生，不是已經安好〝馬可仕〞，準備定調了 嗎？ 我還想講得更清楚，那就是：
有你們這些虛有其表的台派，幹！他媽的！實在有夠衰小！還法治國家個屁啦！
是的！台灣是一個〝人情的社會〞，只不過是人、和他的情緒的〝人情的社會〞！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情緒奔馳的社會。不只是腦無用、法也無用、理也無用！
所以議員、立委、媒體記者也是法官，讀書的是法官、不讀書的也是法官，賣豬肉的也是法官，所以真正的法官，看起來就像廢物！因為整個社會，已經把他當廢 物！因為法、理既然都已無用，腦就沒甚麼用途，當然就只剩下情緒！因為整個社會到處充滿這種，只剩下情緒的人，所以我們的社會，當然是一個〝人情的社 會〞！
大家都說阿扁為何有那麼多錢匯海外？藍營統媒一直往貪汙方向推進，而綠營也一大票人跟進！我教我的門徒，甚麼是多？甚麼是少？你用你的情緒認知多，他用他 的情緒認知多，那麼你的多、和他的多，是不是一樣多？用這種方法認知多與少，可能一直到西元8000年，也討論不出所以然來！陳水扁匯6億到海外，又傳他 還有國內5億的密帳，就算都是真的，那是不是很多？對於一個薪水階級，那當然是天文數字，可是他明明就不是薪水階級，他十幾年來從政，不就多是在台灣人眾 目睽睽之下發展來的嗎？就算結餘11億，那算多嗎？
十五年前，我有一個金門朋友選縣議員，是金門喔！他準備了三千萬元，選完之後落選跑路，那他應不只花三千萬，而且應該是透支了相當的數目，否則無需落跑！ 現在台灣選一個縣議員，沒有上億資金，敢選嗎？一個立法委員、或縣長，可能要預備個二三億元吧？連戰2004年，不就是有許多人估計，可能要以上百億做估 算！全省性的選舉，就以陳定南最龜毛的人做例子好了，他花了多少億？何不去查查？而以陳水扁一路，以綠營天字號天之嬌子的待遇規模，幾次選舉結餘個幾億， 哪來的奇怪呢？不要忘了！他可不是王老五開始參政的！何不問問！台灣那麼多的議員立委，他們沒有籌集幾億資金的能力，他敢選嗎？
老實說，我對綠營的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無菌室培養出來的知識份子，特別感到不耐，要裝清高、智能，誰不會啊？既無法釐清局勢現實、野戰抗敵也無方！一個媒體記者，就可以把玩弄於掌上！要指望這些人建國？我看去找宋楚瑜他媽媽廁所的門，可能還比較快！
補充一下我對廟公思考的看法！也就是對於信仰，有無虔誠之心？未知！有無傳布的熱誠？未知！而收香油錢，已知！而且都是用特大水晶玻璃箱，所以千元、百元一目了然，令人無從閃躲！
dyc收集於2008.8.24
2008年8月11日 星期一
大地的咆哮--chap6 part3
大地的咆哮
作者：杉本信行
譯者：章澤儀
出版社：玉山社
台灣人的悲哀(任職台灣時期) part 3
到台灣上任沒多久，我就接到台灣籍日本兵的會面申請。
那些老兵來到交流協會辦事處，聽見我用中文招呼他們「請進」，他們竟以流利的日語輕叱「你是日本人吧。請不要用＊＊(對中國人的蔑稱)的語言說話」。
那一刻我才體會，他們在白色恐怖時代受過多麼不平等的對待，心情上又是多麼厭惡。
有了這次會面的機會，我開始受邀到各種台籍日本兵的聚會場合作客。見到我去，老兵們必定用日語歡迎我說「你來得真好」，並且大唱軍歌，從「海行兮」到「拉包爾小唄」大合唱，聚會最後甚至會高呼「天皇陛下萬歲」。
讓我驚訝的是，這些年近七十的老先生們全都以士兵裝扮出席。我小時候曾在京都的廟會看過整天在那兒唱軍歌的傷殘軍人，那些人穿的服裝正和這些原日本兵們一模一樣。
老兵們的訴求是拿回徵召時未給付的軍餉。二次大戰時，被日本政府徵召到南方戰線出征的台灣人約有二萬人以上，他們的戰時薪餉都沒有支領，只有日本的台灣帳戶中留有金額，並且一直被視為政府債務。
領回軍餉是他們當然的權利，問題是當時的幣值與現在已大大不同，舉例來說，當時的平均給付總額約在日幣一千～一千五百圓之間，總不能到現在還用這個金額發放吧。
為了給付倍率的問題，不只台籍日本兵來過交流協會，聲援他們的日本國會議員也數度造訪。日本除了要精算適當倍率，也得用政府預算去衡量可支付總額。如此依照總額比率計算出來的倍數，是當時匯率的一百四十倍，大概只夠一對老夫婦到日本去泡個幾天溫泉而已。
「我們是逼上前線，過了那麼多年生死交關的日子，為了日本賣命，到頭來只有這樣而已嗎？」
「等了五十年，就只有這樣？」
老先生們抱怨不斷，拚命拿我們交流協會的職員出氣。
事實上，終戰後的日籍老兵們受到的也是相同待遇。我聽說有人遠赴九州復籍，領回了戰時薪餉，金額卻少得在他回鄉途中就用光了。這和當年物資不足造成的通貨膨脹有關。
總之，我們的工作是將這些未給付的薪餉還給這些原日本兵。
我們在交流協會辦事處增設窗口之後，原日本兵和遺族們便紛紛湧來，職員們每天都要為了核對台灣帳戶而苦戰。
*當場抓獲不法發放簽證
當時，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每年大約要發出六十萬件赴日簽證，每件以三千日圓計算，一年就有十八億日圓的收入。
在我到任以前，聽說簽證的簽發制度曾經發生問題，有包括日職員在內的部分雇員遭到解聘，不過事情已經處理完畢。
但就在我到任後不久，台灣的立法院隨即有委員質詢「聽說交流協會的簽證部門收受賄賂違法發放簽證，請問詳情如何」。
我本以為不會屬實，但有過先例，因此還是做了一番徹底調查。
當時，我們平均一天會收到二千到三千件的簽證申請。
申請者將護照送來，由我方人員將簽證--日本與台灣沒有正式邦交以其實不能說是「簽證」，而是「渡航證明書」--貼上去，再由經辦人簽署後生效。台灣發行的護照沒有獲認為正式的外國護照，所以我們比照日本人在海外遺失護照時的處理程序，由當地使館臨時發給返國用的入境許可，表示准許證件持有人前往日本。
幾天之後，我們接到了小道消息。交流協會每天都會接到這一類電話，但那天打來的與平常不同，對方提供的情報非常精確，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今天下午，幾號窗口會接到誰的申請，之後會有不同的人來領取證件，你們要當場去抓。」
我們依言去現場查，一切果然如那通電話所說。
我們把四名負責發放簽證的台籍職員分別叫進辦公室，對他們個別詢問。四人起初一致否認，都推說「只是稍微寫錯」，直到我對其中一名基層職員謊稱「你的同事某某招供說是受你的指使」，這才讓他誤以為被出趁，把事情始末給套了出來。那四名職員靠不法發放所收取的紅包，每個月可以多出高達百萬日圓的收入，在距今約十年前，那可是一筆不小的誘惑。
查獲不法之後，交流協會馬上大幅改變簽證發放制度，也以業務過失罪名將四名職員移送司法機關。
這件事原本該到此告一段落，我卻對那通電話裡的聲音起了疑心。簡單地說，我知道交流協會辦事處的電話已完全遭到了竊聽。這個事件徹底證明了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竊聽系統有多麼可怕(後來我們搬到新的辦事處，就做了徹底的防竊聽措施)。
基本上，日本盡量不要讓自己站到二選一的立場。那麼，日本應該怎麼做呢？答案很清楚，就是與美國聯手為止武力行動，否則美日安全保障體制會就此瓦解。
我認為美國會不惜站上火線阻止中國以武力統一台灣。為什麼呢--？
這理由中或許包含台灣在東亞戰略地位上的重要性，但那成份只是微乎其微。美國走過奴役黑人的歷史，如今能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因為它負有使命，必須不斷向世人展現尊重自、民主與人權的立場。它不許任何狀況妨礙此原則，就算發動軍事力量，也要捍衛自由和民主主義的價值。在這層意義上，美國的理想主義使它克服了過去的錯誤，保有國家的統一性。
換言之，要美國對早已受民主思想薰陶的台灣見死不救，等於要它放棄國家的寶貴理想一樣。黑人與拉丁裔已佔美國人口半數以上，美國若表示放棄，恐怕會引發國內的分裂。
所以，我常常對中國人說：「美國不可能會放棄台灣的。」
要是不這麼想，美中一會發生正面衝突。
假使美國真的對台灣見死不救，那麼中國縱使以武力統一台灣，所要承擔的軍事風險也會低很多。可是台灣之後將會變得如何呢？只怕大半台灣人會逃往國外，台灣的反抗勢力也會造成長期內亂，別說是台灣，整個亞洲的秩序都要一團糟了。
因此，日本必須對中國堅持主張：「美國絕不會放棄台灣，日本也絕對會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所以，中國不應該企圖以武力統一台灣。」
這一點，我們必須藉由各種管道溝通，多花點時間使他們體認，以防止中國用軍事的力量強迫改變台灣海峽的和平現狀。
其實就中國而言，和台灣之間的經濟依存關係已深，和平接納台才能使雙方均享利益，也才是雙贏之策。嘴上說比照香港的一國兩制，倘若又表現出強加干預的欺瞞性，當然缺乏說服力，也不是個理想的解決之道。
對此，歐盟的一項長期計劃可供參考。歐洲各國向歐盟釋出達十六世紀的部分國家主使，使人民得以自由往來於國境之間。再過數年，說不定歐洲家庭裡的每個成員都擁有不同國籍，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對國籍的認知或許也將轉變成「歐洲人」而非「某國人」。
就亞洲的條件來說，或許離達到亞盟(AU) 的境界還很遠，但在催生「亞洲人」之自我認知這一點上，我相信遲早會達成，而且它勢必會令國家統一的基本概念產生變化。在那之前，我想我們只能繼續維持和平的現狀。
第六章 完
作者：杉本信行
譯者：章澤儀
出版社：玉山社
台灣人的悲哀(任職台灣時期) part 3
- 交流協會的工作
到台灣上任沒多久，我就接到台灣籍日本兵的會面申請。
那些老兵來到交流協會辦事處，聽見我用中文招呼他們「請進」，他們竟以流利的日語輕叱「你是日本人吧。請不要用＊＊(對中國人的蔑稱)的語言說話」。
那一刻我才體會，他們在白色恐怖時代受過多麼不平等的對待，心情上又是多麼厭惡。
有了這次會面的機會，我開始受邀到各種台籍日本兵的聚會場合作客。見到我去，老兵們必定用日語歡迎我說「你來得真好」，並且大唱軍歌，從「海行兮」到「拉包爾小唄」大合唱，聚會最後甚至會高呼「天皇陛下萬歲」。
讓我驚訝的是，這些年近七十的老先生們全都以士兵裝扮出席。我小時候曾在京都的廟會看過整天在那兒唱軍歌的傷殘軍人，那些人穿的服裝正和這些原日本兵們一模一樣。
老兵們的訴求是拿回徵召時未給付的軍餉。二次大戰時，被日本政府徵召到南方戰線出征的台灣人約有二萬人以上，他們的戰時薪餉都沒有支領，只有日本的台灣帳戶中留有金額，並且一直被視為政府債務。
領回軍餉是他們當然的權利，問題是當時的幣值與現在已大大不同，舉例來說，當時的平均給付總額約在日幣一千～一千五百圓之間，總不能到現在還用這個金額發放吧。
為了給付倍率的問題，不只台籍日本兵來過交流協會，聲援他們的日本國會議員也數度造訪。日本除了要精算適當倍率，也得用政府預算去衡量可支付總額。如此依照總額比率計算出來的倍數，是當時匯率的一百四十倍，大概只夠一對老夫婦到日本去泡個幾天溫泉而已。
「我們是逼上前線，過了那麼多年生死交關的日子，為了日本賣命，到頭來只有這樣而已嗎？」
「等了五十年，就只有這樣？」
老先生們抱怨不斷，拚命拿我們交流協會的職員出氣。
事實上，終戰後的日籍老兵們受到的也是相同待遇。我聽說有人遠赴九州復籍，領回了戰時薪餉，金額卻少得在他回鄉途中就用光了。這和當年物資不足造成的通貨膨脹有關。
總之，我們的工作是將這些未給付的薪餉還給這些原日本兵。
我們在交流協會辦事處增設窗口之後，原日本兵和遺族們便紛紛湧來，職員們每天都要為了核對台灣帳戶而苦戰。
*當場抓獲不法發放簽證
當時，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每年大約要發出六十萬件赴日簽證，每件以三千日圓計算，一年就有十八億日圓的收入。
在我到任以前，聽說簽證的簽發制度曾經發生問題，有包括日職員在內的部分雇員遭到解聘，不過事情已經處理完畢。
但就在我到任後不久，台灣的立法院隨即有委員質詢「聽說交流協會的簽證部門收受賄賂違法發放簽證，請問詳情如何」。
我本以為不會屬實，但有過先例，因此還是做了一番徹底調查。
當時，我們平均一天會收到二千到三千件的簽證申請。
申請者將護照送來，由我方人員將簽證--日本與台灣沒有正式邦交以其實不能說是「簽證」，而是「渡航證明書」--貼上去，再由經辦人簽署後生效。台灣發行的護照沒有獲認為正式的外國護照，所以我們比照日本人在海外遺失護照時的處理程序，由當地使館臨時發給返國用的入境許可，表示准許證件持有人前往日本。
幾天之後，我們接到了小道消息。交流協會每天都會接到這一類電話，但那天打來的與平常不同，對方提供的情報非常精確，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今天下午，幾號窗口會接到誰的申請，之後會有不同的人來領取證件，你們要當場去抓。」
我們依言去現場查，一切果然如那通電話所說。
我們把四名負責發放簽證的台籍職員分別叫進辦公室，對他們個別詢問。四人起初一致否認，都推說「只是稍微寫錯」，直到我對其中一名基層職員謊稱「你的同事某某招供說是受你的指使」，這才讓他誤以為被出趁，把事情始末給套了出來。那四名職員靠不法發放所收取的紅包，每個月可以多出高達百萬日圓的收入，在距今約十年前，那可是一筆不小的誘惑。
查獲不法之後，交流協會馬上大幅改變簽證發放制度，也以業務過失罪名將四名職員移送司法機關。
這件事原本該到此告一段落，我卻對那通電話裡的聲音起了疑心。簡單地說，我知道交流協會辦事處的電話已完全遭到了竊聽。這個事件徹底證明了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竊聽系統有多麼可怕(後來我們搬到新的辦事處，就做了徹底的防竊聽措施)。
- 應維持台灣的和平現狀
基本上，日本盡量不要讓自己站到二選一的立場。那麼，日本應該怎麼做呢？答案很清楚，就是與美國聯手為止武力行動，否則美日安全保障體制會就此瓦解。
我認為美國會不惜站上火線阻止中國以武力統一台灣。為什麼呢--？
這理由中或許包含台灣在東亞戰略地位上的重要性，但那成份只是微乎其微。美國走過奴役黑人的歷史，如今能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因為它負有使命，必須不斷向世人展現尊重自、民主與人權的立場。它不許任何狀況妨礙此原則，就算發動軍事力量，也要捍衛自由和民主主義的價值。在這層意義上，美國的理想主義使它克服了過去的錯誤，保有國家的統一性。
換言之，要美國對早已受民主思想薰陶的台灣見死不救，等於要它放棄國家的寶貴理想一樣。黑人與拉丁裔已佔美國人口半數以上，美國若表示放棄，恐怕會引發國內的分裂。
所以，我常常對中國人說：「美國不可能會放棄台灣的。」
要是不這麼想，美中一會發生正面衝突。
假使美國真的對台灣見死不救，那麼中國縱使以武力統一台灣，所要承擔的軍事風險也會低很多。可是台灣之後將會變得如何呢？只怕大半台灣人會逃往國外，台灣的反抗勢力也會造成長期內亂，別說是台灣，整個亞洲的秩序都要一團糟了。
因此，日本必須對中國堅持主張：「美國絕不會放棄台灣，日本也絕對會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所以，中國不應該企圖以武力統一台灣。」
這一點，我們必須藉由各種管道溝通，多花點時間使他們體認，以防止中國用軍事的力量強迫改變台灣海峽的和平現狀。
其實就中國而言，和台灣之間的經濟依存關係已深，和平接納台才能使雙方均享利益，也才是雙贏之策。嘴上說比照香港的一國兩制，倘若又表現出強加干預的欺瞞性，當然缺乏說服力，也不是個理想的解決之道。
對此，歐盟的一項長期計劃可供參考。歐洲各國向歐盟釋出達十六世紀的部分國家主使，使人民得以自由往來於國境之間。再過數年，說不定歐洲家庭裡的每個成員都擁有不同國籍，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對國籍的認知或許也將轉變成「歐洲人」而非「某國人」。
就亞洲的條件來說，或許離達到亞盟(AU) 的境界還很遠，但在催生「亞洲人」之自我認知這一點上，我相信遲早會達成，而且它勢必會令國家統一的基本概念產生變化。在那之前，我想我們只能繼續維持和平的現狀。
第六章 完
選擇
之前跟朋友聊到，台灣算是民主了嗎？可以自由的選舉就算是民主嗎？
其實，民主也不過是各種政治制度的一種，我心中對於民主的概念這篇文章，我覺得有說出一部分，我認同的『民主』，以及台灣還不夠民主的原因。我認為，民主的意義是--人民用理智而非情感去選擇並決定對自身對社會有利的未來走向。
以人類的標準，我們應該都是想要過更好的生活，免於任何恐懼(例如：食物有毒的恐懼)，交通順暢，生活便利，生命有保障…等等。這些應該都是我們在一個社群中，對被賦予權力的領導者所要求的基本。
可是如今，這些被選擇的領導者，卻總是拿著奇怪的「族群」標章/理念，來要求選民給予支持…而不是，他們可以給人民什麼樣的「好」生活；我們，一般人民，不是應該要選出能讓我們物質生活能過的更好的人才嗎？心靈生活是自己思想的變化，也就是個人自己的責任，還是說，感覺(心靈)良好可以抵過物質的不好？就像古時出世的出家人或教士一般，有他們的信仰，就算物質生活不好也甘之如飴？
可是，如果真是如此，為何又要說什麼拼經濟呢？拼經濟的目的，不就是為了不讓社會「路有凍死骨」嗎？還是我潛意識的鄙視了崇尚心靈的社會，如印度，如斯里蘭卡，所以，我才會覺得物質生活很重要？但是，以儒家的思想來說--『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沒有溫飽，哪來其他的情況下，拼經濟，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所以，理論上，要選擇一個可以帶頭拼經濟的領袖時，是不應該用情感而必需用理智來下去做決定的，而，我們的選民有這樣被教育嗎？個人看來是沒有…
所以，我們也只能「享有」這樣奇怪的「民主」…
dyc
其實，民主也不過是各種政治制度的一種，我心中對於民主的概念這篇文章，我覺得有說出一部分，我認同的『民主』，以及台灣還不夠民主的原因。我認為，民主的意義是--人民用理智而非情感去選擇並決定對自身對社會有利的未來走向。
以人類的標準，我們應該都是想要過更好的生活，免於任何恐懼(例如：食物有毒的恐懼)，交通順暢，生活便利，生命有保障…等等。這些應該都是我們在一個社群中，對被賦予權力的領導者所要求的基本。
可是如今，這些被選擇的領導者，卻總是拿著奇怪的「族群」標章/理念，來要求選民給予支持…而不是，他們可以給人民什麼樣的「好」生活；我們，一般人民，不是應該要選出能讓我們物質生活能過的更好的人才嗎？心靈生活是自己思想的變化，也就是個人自己的責任，還是說，感覺(心靈)良好可以抵過物質的不好？就像古時出世的出家人或教士一般，有他們的信仰，就算物質生活不好也甘之如飴？
可是，如果真是如此，為何又要說什麼拼經濟呢？拼經濟的目的，不就是為了不讓社會「路有凍死骨」嗎？還是我潛意識的鄙視了崇尚心靈的社會，如印度，如斯里蘭卡，所以，我才會覺得物質生活很重要？但是，以儒家的思想來說--『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沒有溫飽，哪來其他的情況下，拼經濟，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所以，理論上，要選擇一個可以帶頭拼經濟的領袖時，是不應該用情感而必需用理智來下去做決定的，而，我們的選民有這樣被教育嗎？個人看來是沒有…
所以，我們也只能「享有」這樣奇怪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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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10日 星期日
大地的咆哮--chap6 part2
大地的咆哮
作者：杉本信行
譯者：章澤儀
出版社：玉山社
台灣人的悲哀(任職台灣時期) part 2
> 大阪APEC非正式高峰會的代表出席問題
* 與在野的民進黨積極交流
接著來談一談我在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時的工作經驗。
1972年日本與中國建交後，與台灣便沒有了外交關係，但為了繼續維持民間關係，交流協會便應運而生，實質上也取代了大使館的功能。
同時，台方面也由民間團體同樣設立亞東關係協會，並將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設於東京，用以做為台灣對日本的外交窗口。
我在外務省暫時停職，持民間護照前往台北。交流協會的大多數職員也和我一樣，是從國家公務員暫時轉為民間身分的。
斷交前，我有好幾個工作上的前輩都在台灣待過，當時蔣介石還在，日本外交官於極為嚴格的監視下。由於當時的民進黨並不是合法政黨，前輩們幾乎沒辦法和所謂的黨外人士接觸。
我在1993年赴任時，李登輝已經當了五年半的總統。李登輝總統為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劃上休止符，大幅改變了以往外省人統治的政治生態。台灣迎向時代的另股浪潮。
最具代表性的改變，就是在1992年宣布解除多名政治思想犯的入境禁令，包括台灣籍的民主領袖彭明敏。
彭明敏是國際法學家，在蔣經國時期曾是台灣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他在1964年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訴求台灣民主化；發表後即被逮捕入獄，之後以日本護照逃離台灣，流亡美國，過了二十多年有家歸不得的日子，直到1992年才被准許回到台灣。後來，當國民黨在1996年總統大選推選李登輝為候選人時，彭明敏就是民進黨首次推派的總統候選人。
隨著民進黨成為合法政黨，精神領袖彭明敏回到台灣，其支持者成立彭明敏基金會，發展不同政黨的時機漸漸成熟。就在台灣民主化的浪潮正波濤洶湧之際，我來到了交流協會。
在國民黨執政時代，為了怕政府當局的監視，交流協會都避免與民進黨相關人士接觸，所以沒有民進黨的人脈。但隨著民進黨合法化，我認為台灣民主化的趨勢勢在必行，因此反而決定積極與民進黨人士接觸。
除了彭明敏本人以外，我選識了協助他起草民主宣言的謝聰敏等民主鬥士。不同於彭明敏，謝等人在宣言發表之後被捕入獄，一關就是17年。
經由與他們的接觸，我發現本省人--尤其是民進黨中堅份子的熱情，也了解他們這一路走來的辛酸與勞苦，交流協會與彭明敏基金會活動之間的聯繫也隨之加強。
我在該基金會主辦的座談會等場合中出入頻繁，還被當時的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挖苦說：「交流協會最近好像只跟民進黨人士見面啊！」
對本省人了解越多，我越覺得有必要讓更多的日本人明白台灣人嚐過的悲哀，以便增進本省人當家台灣時的日台關係。同時，台灣已從國民黨的統治中大大改變，我想宣揚這一點，以抹去日本社會對台灣白色恐怖的印象，因此我要彭明敏的意見，將他致力於台灣民主化的心得回饋給日本社會。
當時，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正暢銷，《週刊朝日》雜誌上大幅刊登李登輝總統與司馬氏的對談，「本省人眼中的台灣」觀點引起了日本人的興趣，我也趁機邀請日本的知名人士參加交流協會與彭明敏基金會共同主辦的座談會。
受邀名單除了有小島朋之、國分銀成等研究中國的學者以外，還有對日本媒體具影響力的重量級人物，我們成功邀請到其中幾位，另外幾位則是時間無法配合而不克前來，改為推薦他們在媒體界同樣有影響力的友人訪台。
這些訪台人士大多見到了李登輝總統，感受到他的親和力，後來成為親台人士。
*由外省人掌控的台灣外交部
1994年10月，第12屆亞運在廣島舉行。
關於派誰當台灣代表一事，台灣方面經過一番討論，決定由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前往。不過，由於徐立德恰好也是台灣爭取2002年亞運會特別委員會召集人，所以要用後者的頭銜以及中華奧會貴賓身分出席。
外務省也判斷，台灣代表以民間身分參加民間體育賽事，並不違反1972年的日中共同聲明，因此准許發放了簽證。
徐立德副院長抵達日本時，中國表達強烈抗議，指稱「准許台灣政府的高官進入日本，違反了中日共同聲明的精神」，但日方壓下了中國的抗議。
次年11月在大阪舉行的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非正式高峰會的代表出席問題，可就大大考驗了我們對日台關係的處理手腕。
台灣向來由經濟相關部會的閣員代表參加該會，但這次大阪非正式高峰會卻有李登輝的強硬指示，要求由徐立德副院長代表李總統出席。我想，也許是因為徐副院長代表出席去年亞運獲日方接受，李總統才會點名他。
不過，外務省也因為中國抗議的前車之鑑，早在該年春天就已經決定不再同意徐副院長入境日本了。當時，親中派的村山富市內閣，甚至在官邸表示過「要是找不到別的代替人選，台灣不參加也無所謂」之類的意見。
相對的，李登輝總統對日本政府的反彈極為強烈，對外務省的批評也變得嚴厲，甚至在報紙上發表「我感覺日本的外務省好像變成中國外交部的走狗」云云。我非常擔心，深怕這件事會長期影響日台關係。
恰巧在這時，我接受李登輝總統的好友何既明的訪問。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李總統從日本撤退回台灣，當時船上疫病流行，遲了一個月才上岸，何既明就是以醫師身分登船照料他的人。
他用親切的口吻訪問我，就像對老同學說話一樣，也談到「若不能好好處理大阪APEC的代表問題，日台關係會搞砸的，想點辦法吧」之事。知道何先生也興起危機感，我是這麼回答的：
「關於大阪APEC 的台灣代表，得找徐立德副院長以外的候補人選，否則日方會不顧台灣出席者問題就開會的。請趕快找另外的人選。」
更進一步的，我對他表達了與李登輝總統建立直接溝通管道的必要性。
交流協會與台灣當局之間的正式溝通管道，雖然是亞東關係協會，事實上，也與台灣政府外交部次長級官員保持密聯繫。只不過外交部管道的窗口高層全被外省人掌控，我們與外交部之間的大小互動全被洩露給中國大陸方面。特別是每當日本要採取關係到日中共同聲明的行動時，必定會受到阻礙。
*候補名單外洩
委請何既明代向總統府傳達意思之後，我立刻著手進協調事宜。為了顧及李登輝總統的面子，我必須向日本政府要求派遣高層級的政府特使赴台，直接請求改派徐立德副院長以外的候補人選。
第一份提案便是請日本政府派遣特使。我推薦當時的外務省官房審議官。
第二份提案則是中曾根前首相的訪台。這也是為了顧及台灣的顏面。日本選敗時，中曾根先生就在台灣的高雄擔任主計中尉，我也聽說他在台灣有許多友人，我判斷，若轉達李登輝總統希望與中曾根先生面談的意願，中曾根先生訪台之事應該會更容易促成。
至於第三份提案，我個人雖不認為多麼有說服力，但基於交流協會的責任，我有自信能夠履行，那就是對台灣少數加盟的國際機構增加捐贈金額，例如APO(亞洲生產力協會)、FFIC(亞太糧食與肥料中心)及AVRDC(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等等，這些機構都實際進行著各項交流事務。剛好，我在到台灣赴任前擔任過外務省的國際機構課長職，處理過日本政府對這一類國際機構捐贈提撥的預算案。其中FFIC與AVRDC的總部就在台灣，這也可以說是日本政府對台灣的一種道義支援。
透過何既明，這三份提案要旨在八月中旬間接傳達給了李登輝總統。李總統幾乎是馬上就做了決定，同意以我的安排做為條件，快速選出第二位APEC代表的候補者。
關於第一份提案，李總統雖與那位官房審議官素不相識，但為了說服東京，我建議用李總統指名該審議官會見的形式上報。這一點有事先取得李總統的諒解。
至於第二份提案，我透過一位老朋友的引薦，前往中曾根辦公室所在的京防會館拜訪，直接向中曾根前首相說明事由，並邀請他訪問台灣。當時的中曾根先生權衡過中國與台灣，認為訪台時機尚未成熟，意願似乎不太高，不過他若是以受勳前首相的身分訪台，肯定會受到民眾盛大歡迎，這一點倒是無庸置疑。
然後我開始為這些計劃在外務省布局，並透過某個人向李總統一一報告進度與成果，獲得了總統的信任，也讓總統同意邀請日本政府派遣特使來台調出席代表之事。
不料外省卻對特使人選有意見，理由是該官房審議官若在獲李總統指名的形式下訪台，恐怕會影響該審議官將來處理對中事務。經過再三磋商，日本決定派政府代表松永信雄以特使身分赴台，李登輝總統也表示同意。
日本方面的特使決定後，李總統在私底下表示有意指定前行政院長俞國華為APEC台灣代表。外務省經內部討論，認為俞先生已從行政院職位退條，用民間身分出席應該不會有爭議，便由外務次官做成了決議。
就在等候來自東京的官方正式回覆之際，我們卻接到一個不得了的消息。事前為求萬全起見，我們曾向首相官邸詢問由俞國華先生代理出席APEC一事是否妥當，沒想到官邸的答覆卻是否定的。原來是中國方面表示拒絕，認為「俞國華仍然保有政治上的影響力」。我們無法確定到底是誰走漏了消息，只知道有媒體將這位可能的候補人選給報了出來，因此被中國方面搶先攔截了。
*松永特使在秘密會談中發揮的本領
在接獲中國的負面反應之前，原訂的行程仍然依計劃走，於是在做不出最終定案的狀況下，松永特使於十月三十日第一次訪台。
松永特使在總統府與李登輝總統見面，先是和氣地自我介紹，再來聽到李總統用日語講述他對日本的情感；只要是日本人，都不免被他的魅力所吸引。
會談進行得極為順利，但當李總統依事前協調表示「礙於身分，我無法親自出席，所以要請前行政院長俞國華先生代理」時，席間稍稍緊張起來。
這時，松永特使立刻明白地說「由俞國華前院長代理，日本方面覺得不妥」，現場的氣氛立刻僵住。
這時，必須有人出來打圓場才行。我抱著賭一賭的心情，趕緊補充說「在日本政府內部研議之前，媒體已經報出了俞國華前院長的名字，造成了不便」。後來雙方只就代理人選需要再商議一事達成共識，但沒有做出任何決議，就結束了會談。
會談結束後，基於向李總統致意，以及第三候補人選未定，外務省仍決定請松永特使再度訪台，親自將日本政府發出的APEC非正式高峰會正式邀請函交給李總統，希望在表達最大的誠意之後，設法說服他尋找俞國華以外的代理人選。
十一月三日，松永特使再度秘密訪台，沒想到台北國際機場已經有大批新聞媒體記者守候。在台灣方面，特使訪台之事只有亞東關係協會和外交部知道，可見被外省人掌控的外交部，確實將消息走漏給台灣媒體和中國方面了。
同樣的消息走漏不只又發生在松永特使離台之際，甚至連李登輝秘密出訪海外的日程，也時常在事前被外界得知；台灣的情報外流問祭總是令日台雙方苦惱不已。
李總統與松永特使的二度會面定在晚間於總統府秘密進行，除了會見的當事人以外，席間只有府方翻譯秘書、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後藤利雄與我三人。
松永特使雖然一開始便將日本政府發出的正式邀請函交給李總統，但雙方還沒有言及正題，就已經過了會面預定結束的九點鐘了。
雙方都站起來準備道別，松永特使伸出手去，不經意地帶出一句：
「對了，為了讓APEC非正式高峰會能順利進行，不知能不能勞煩您選派一位日台雙方都能接受的代表人選？」
眼見他說的輕鬆且客氣，李總統也像是了然於胸的樣子：
「既然日方也有為難之處，我們會商議的。」
松永特使把時機掌握得太巧妙了，四兩撥千斤地緩下對方的不滿和反對，同時成功地引出我方所期盼的回應，肯定是長年在外交界歷練出來的身段。我不禁在內心暗暗讚嘆。
數日後，總統府擬了一份人選名單，包括民間企業家辜振甫、經濟部官員郭婉容等一共三人，並表示其中任一人都可以勝任。
名單中，辜振甫的知名度是壓倒性居高，他經營台灣水泥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是企業界的重量級大老，也是海峽交流基金會的理事長，曾與中國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進行過會談，打開了台灣與中國華話的管道，後來還在北京與中國國主席江澤民會談，無疑是對中交流不可多得的窗口人物。
由他出席APEC想必不會影響日後台灣與中國對話的進展，中國方面應該也沒有意見才是。交流協會立刻擬定方針並開始準備，等待日本政府以辜振甫為理想人選的回覆，誰知道首相官邸又有要求了。官邸的意思是，以往的APEC非正式高峰會出席人士全為經濟閣員，僅具民間身分的辜振甫不符資格。
接獲這樣的回應，台灣方面展現出極具彈性的因應措施，立即將辜振甫任命為經濟建設委員會的委員，相當於經濟部官員層級。約在同時，我們也獲悉中國方面對辜振甫代表出席沒有異議。
就這樣，台灣與中國雙方都沒有提出任何抗議，其他參加國當然也沒有意見，我們成功地解決了APEC大阪非正式高峰會出席人選問題。
======我的感想======
一個國家(？)要參與一個非正式的高峰會，派出的人選要經過敵意國的認可，否則會造成主辦國的困擾甚至寧可犧牲其參與的權利，可嘆這個似國非國之內的媒體與外交單位卻搞不清楚自己土地上的情況，以搶得頭條或獲得利益為榮。這個國家(？)能在國際上有「正式」的地位嗎？
dyc
作者：杉本信行
譯者：章澤儀
出版社：玉山社
台灣人的悲哀(任職台灣時期) part 2
> 大阪APEC非正式高峰會的代表出席問題
* 與在野的民進黨積極交流
接著來談一談我在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時的工作經驗。
1972年日本與中國建交後，與台灣便沒有了外交關係，但為了繼續維持民間關係，交流協會便應運而生，實質上也取代了大使館的功能。
同時，台方面也由民間團體同樣設立亞東關係協會，並將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設於東京，用以做為台灣對日本的外交窗口。
我在外務省暫時停職，持民間護照前往台北。交流協會的大多數職員也和我一樣，是從國家公務員暫時轉為民間身分的。
斷交前，我有好幾個工作上的前輩都在台灣待過，當時蔣介石還在，日本外交官於極為嚴格的監視下。由於當時的民進黨並不是合法政黨，前輩們幾乎沒辦法和所謂的黨外人士接觸。
我在1993年赴任時，李登輝已經當了五年半的總統。李登輝總統為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劃上休止符，大幅改變了以往外省人統治的政治生態。台灣迎向時代的另股浪潮。
最具代表性的改變，就是在1992年宣布解除多名政治思想犯的入境禁令，包括台灣籍的民主領袖彭明敏。
彭明敏是國際法學家，在蔣經國時期曾是台灣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他在1964年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訴求台灣民主化；發表後即被逮捕入獄，之後以日本護照逃離台灣，流亡美國，過了二十多年有家歸不得的日子，直到1992年才被准許回到台灣。後來，當國民黨在1996年總統大選推選李登輝為候選人時，彭明敏就是民進黨首次推派的總統候選人。
隨著民進黨成為合法政黨，精神領袖彭明敏回到台灣，其支持者成立彭明敏基金會，發展不同政黨的時機漸漸成熟。就在台灣民主化的浪潮正波濤洶湧之際，我來到了交流協會。
在國民黨執政時代，為了怕政府當局的監視，交流協會都避免與民進黨相關人士接觸，所以沒有民進黨的人脈。但隨著民進黨合法化，我認為台灣民主化的趨勢勢在必行，因此反而決定積極與民進黨人士接觸。
除了彭明敏本人以外，我選識了協助他起草民主宣言的謝聰敏等民主鬥士。不同於彭明敏，謝等人在宣言發表之後被捕入獄，一關就是17年。
經由與他們的接觸，我發現本省人--尤其是民進黨中堅份子的熱情，也了解他們這一路走來的辛酸與勞苦，交流協會與彭明敏基金會活動之間的聯繫也隨之加強。
我在該基金會主辦的座談會等場合中出入頻繁，還被當時的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挖苦說：「交流協會最近好像只跟民進黨人士見面啊！」
對本省人了解越多，我越覺得有必要讓更多的日本人明白台灣人嚐過的悲哀，以便增進本省人當家台灣時的日台關係。同時，台灣已從國民黨的統治中大大改變，我想宣揚這一點，以抹去日本社會對台灣白色恐怖的印象，因此我要彭明敏的意見，將他致力於台灣民主化的心得回饋給日本社會。
當時，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正暢銷，《週刊朝日》雜誌上大幅刊登李登輝總統與司馬氏的對談，「本省人眼中的台灣」觀點引起了日本人的興趣，我也趁機邀請日本的知名人士參加交流協會與彭明敏基金會共同主辦的座談會。
受邀名單除了有小島朋之、國分銀成等研究中國的學者以外，還有對日本媒體具影響力的重量級人物，我們成功邀請到其中幾位，另外幾位則是時間無法配合而不克前來，改為推薦他們在媒體界同樣有影響力的友人訪台。
這些訪台人士大多見到了李登輝總統，感受到他的親和力，後來成為親台人士。
*由外省人掌控的台灣外交部
1994年10月，第12屆亞運在廣島舉行。
關於派誰當台灣代表一事，台灣方面經過一番討論，決定由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前往。不過，由於徐立德恰好也是台灣爭取2002年亞運會特別委員會召集人，所以要用後者的頭銜以及中華奧會貴賓身分出席。
外務省也判斷，台灣代表以民間身分參加民間體育賽事，並不違反1972年的日中共同聲明，因此准許發放了簽證。
徐立德副院長抵達日本時，中國表達強烈抗議，指稱「准許台灣政府的高官進入日本，違反了中日共同聲明的精神」，但日方壓下了中國的抗議。
次年11月在大阪舉行的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非正式高峰會的代表出席問題，可就大大考驗了我們對日台關係的處理手腕。
台灣向來由經濟相關部會的閣員代表參加該會，但這次大阪非正式高峰會卻有李登輝的強硬指示，要求由徐立德副院長代表李總統出席。我想，也許是因為徐副院長代表出席去年亞運獲日方接受，李總統才會點名他。
不過，外務省也因為中國抗議的前車之鑑，早在該年春天就已經決定不再同意徐副院長入境日本了。當時，親中派的村山富市內閣，甚至在官邸表示過「要是找不到別的代替人選，台灣不參加也無所謂」之類的意見。
相對的，李登輝總統對日本政府的反彈極為強烈，對外務省的批評也變得嚴厲，甚至在報紙上發表「我感覺日本的外務省好像變成中國外交部的走狗」云云。我非常擔心，深怕這件事會長期影響日台關係。
恰巧在這時，我接受李登輝總統的好友何既明的訪問。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李總統從日本撤退回台灣，當時船上疫病流行，遲了一個月才上岸，何既明就是以醫師身分登船照料他的人。
他用親切的口吻訪問我，就像對老同學說話一樣，也談到「若不能好好處理大阪APEC的代表問題，日台關係會搞砸的，想點辦法吧」之事。知道何先生也興起危機感，我是這麼回答的：
「關於大阪APEC 的台灣代表，得找徐立德副院長以外的候補人選，否則日方會不顧台灣出席者問題就開會的。請趕快找另外的人選。」
更進一步的，我對他表達了與李登輝總統建立直接溝通管道的必要性。
交流協會與台灣當局之間的正式溝通管道，雖然是亞東關係協會，事實上，也與台灣政府外交部次長級官員保持密聯繫。只不過外交部管道的窗口高層全被外省人掌控，我們與外交部之間的大小互動全被洩露給中國大陸方面。特別是每當日本要採取關係到日中共同聲明的行動時，必定會受到阻礙。
*候補名單外洩
委請何既明代向總統府傳達意思之後，我立刻著手進協調事宜。為了顧及李登輝總統的面子，我必須向日本政府要求派遣高層級的政府特使赴台，直接請求改派徐立德副院長以外的候補人選。
第一份提案便是請日本政府派遣特使。我推薦當時的外務省官房審議官。
第二份提案則是中曾根前首相的訪台。這也是為了顧及台灣的顏面。日本選敗時，中曾根先生就在台灣的高雄擔任主計中尉，我也聽說他在台灣有許多友人，我判斷，若轉達李登輝總統希望與中曾根先生面談的意願，中曾根先生訪台之事應該會更容易促成。
至於第三份提案，我個人雖不認為多麼有說服力，但基於交流協會的責任，我有自信能夠履行，那就是對台灣少數加盟的國際機構增加捐贈金額，例如APO(亞洲生產力協會)、FFIC(亞太糧食與肥料中心)及AVRDC(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等等，這些機構都實際進行著各項交流事務。剛好，我在到台灣赴任前擔任過外務省的國際機構課長職，處理過日本政府對這一類國際機構捐贈提撥的預算案。其中FFIC與AVRDC的總部就在台灣，這也可以說是日本政府對台灣的一種道義支援。
透過何既明，這三份提案要旨在八月中旬間接傳達給了李登輝總統。李總統幾乎是馬上就做了決定，同意以我的安排做為條件，快速選出第二位APEC代表的候補者。
關於第一份提案，李總統雖與那位官房審議官素不相識，但為了說服東京，我建議用李總統指名該審議官會見的形式上報。這一點有事先取得李總統的諒解。
至於第二份提案，我透過一位老朋友的引薦，前往中曾根辦公室所在的京防會館拜訪，直接向中曾根前首相說明事由，並邀請他訪問台灣。當時的中曾根先生權衡過中國與台灣，認為訪台時機尚未成熟，意願似乎不太高，不過他若是以受勳前首相的身分訪台，肯定會受到民眾盛大歡迎，這一點倒是無庸置疑。
然後我開始為這些計劃在外務省布局，並透過某個人向李總統一一報告進度與成果，獲得了總統的信任，也讓總統同意邀請日本政府派遣特使來台調出席代表之事。
不料外省卻對特使人選有意見，理由是該官房審議官若在獲李總統指名的形式下訪台，恐怕會影響該審議官將來處理對中事務。經過再三磋商，日本決定派政府代表松永信雄以特使身分赴台，李登輝總統也表示同意。
日本方面的特使決定後，李總統在私底下表示有意指定前行政院長俞國華為APEC台灣代表。外務省經內部討論，認為俞先生已從行政院職位退條，用民間身分出席應該不會有爭議，便由外務次官做成了決議。
就在等候來自東京的官方正式回覆之際，我們卻接到一個不得了的消息。事前為求萬全起見，我們曾向首相官邸詢問由俞國華先生代理出席APEC一事是否妥當，沒想到官邸的答覆卻是否定的。原來是中國方面表示拒絕，認為「俞國華仍然保有政治上的影響力」。我們無法確定到底是誰走漏了消息，只知道有媒體將這位可能的候補人選給報了出來，因此被中國方面搶先攔截了。
*松永特使在秘密會談中發揮的本領
在接獲中國的負面反應之前，原訂的行程仍然依計劃走，於是在做不出最終定案的狀況下，松永特使於十月三十日第一次訪台。
松永特使在總統府與李登輝總統見面，先是和氣地自我介紹，再來聽到李總統用日語講述他對日本的情感；只要是日本人，都不免被他的魅力所吸引。
會談進行得極為順利，但當李總統依事前協調表示「礙於身分，我無法親自出席，所以要請前行政院長俞國華先生代理」時，席間稍稍緊張起來。
這時，松永特使立刻明白地說「由俞國華前院長代理，日本方面覺得不妥」，現場的氣氛立刻僵住。
這時，必須有人出來打圓場才行。我抱著賭一賭的心情，趕緊補充說「在日本政府內部研議之前，媒體已經報出了俞國華前院長的名字，造成了不便」。後來雙方只就代理人選需要再商議一事達成共識，但沒有做出任何決議，就結束了會談。
會談結束後，基於向李總統致意，以及第三候補人選未定，外務省仍決定請松永特使再度訪台，親自將日本政府發出的APEC非正式高峰會正式邀請函交給李總統，希望在表達最大的誠意之後，設法說服他尋找俞國華以外的代理人選。
十一月三日，松永特使再度秘密訪台，沒想到台北國際機場已經有大批新聞媒體記者守候。在台灣方面，特使訪台之事只有亞東關係協會和外交部知道，可見被外省人掌控的外交部，確實將消息走漏給台灣媒體和中國方面了。
同樣的消息走漏不只又發生在松永特使離台之際，甚至連李登輝秘密出訪海外的日程，也時常在事前被外界得知；台灣的情報外流問祭總是令日台雙方苦惱不已。
李總統與松永特使的二度會面定在晚間於總統府秘密進行，除了會見的當事人以外，席間只有府方翻譯秘書、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後藤利雄與我三人。
松永特使雖然一開始便將日本政府發出的正式邀請函交給李總統，但雙方還沒有言及正題，就已經過了會面預定結束的九點鐘了。
雙方都站起來準備道別，松永特使伸出手去，不經意地帶出一句：
「對了，為了讓APEC非正式高峰會能順利進行，不知能不能勞煩您選派一位日台雙方都能接受的代表人選？」
眼見他說的輕鬆且客氣，李總統也像是了然於胸的樣子：
「既然日方也有為難之處，我們會商議的。」
松永特使把時機掌握得太巧妙了，四兩撥千斤地緩下對方的不滿和反對，同時成功地引出我方所期盼的回應，肯定是長年在外交界歷練出來的身段。我不禁在內心暗暗讚嘆。
數日後，總統府擬了一份人選名單，包括民間企業家辜振甫、經濟部官員郭婉容等一共三人，並表示其中任一人都可以勝任。
名單中，辜振甫的知名度是壓倒性居高，他經營台灣水泥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是企業界的重量級大老，也是海峽交流基金會的理事長，曾與中國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進行過會談，打開了台灣與中國華話的管道，後來還在北京與中國國主席江澤民會談，無疑是對中交流不可多得的窗口人物。
由他出席APEC想必不會影響日後台灣與中國對話的進展，中國方面應該也沒有意見才是。交流協會立刻擬定方針並開始準備，等待日本政府以辜振甫為理想人選的回覆，誰知道首相官邸又有要求了。官邸的意思是，以往的APEC非正式高峰會出席人士全為經濟閣員，僅具民間身分的辜振甫不符資格。
接獲這樣的回應，台灣方面展現出極具彈性的因應措施，立即將辜振甫任命為經濟建設委員會的委員，相當於經濟部官員層級。約在同時，我們也獲悉中國方面對辜振甫代表出席沒有異議。
就這樣，台灣與中國雙方都沒有提出任何抗議，其他參加國當然也沒有意見，我們成功地解決了APEC大阪非正式高峰會出席人選問題。
======我的感想======
一個國家(？)要參與一個非正式的高峰會，派出的人選要經過敵意國的認可，否則會造成主辦國的困擾甚至寧可犧牲其參與的權利，可嘆這個似國非國之內的媒體與外交單位卻搞不清楚自己土地上的情況，以搶得頭條或獲得利益為榮。這個國家(？)能在國際上有「正式」的地位嗎？
dyc
2008年8月8日 星期五
The future of energy --Trade winds
Trade winds
Wind power has come of age. But to make the most of it, electrical grids will have to be overhauled.
On a ridge near Toledo in Castile-La Mancha stands a row of white wind-mills. Literary buffs, even if they have never been to Spain, will recognize them as the ferocious giants attacked by Don Quixote, Miguel de Cervantes’s fictional 17th-century hero.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are dwarfed by legions of modern wind turbines that grind out not flour but power, helping to make Spain one of the leading producers of wind-based electricity in Europe.
Does this amount to tilting at wind-mill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pain’s wind turbines would not have been built without assistance from the highly visible hand of a government that wanted to prove its green credentials. But wind power is no illusion. World capacity is growing at 30% a year and will exceed 100 gigawatts this year. Victor Abate, General Electric’s vice-president of renewables, is so convinced that that by 2012 half of the new generating capacity built in America will be wind-powered that he is basing his business plan on that assumption.
Wind currently provides only about 1% of America’s electricity, but by 2020 that figure may have risen to 15%. The on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has something approximating a proper free market in electricity, Texas, is also keener than any other state on deploying the turbines. In May, T. Boone Pickens, one of the state’s most famous oil tycoons, announced a deal with GE to build a one-gigawatt wind farm—the world’s largest—at a cost of $2 billion.
What was once a greener-than-thou toy has thus become a real business (GE alone expects to sell $6 billion-worth of turbines this year)—and one with many advantages. For example, as Lester Brown, the president of the Earth Policy Institute, a think-tank in Washington, DC, points out, a farmer in Iowa who gives up a tenth of a hectare (a quarter of an acre) of land to a turbine might earn $10,000 a year from it (about 3% of the value of the electricity it produces). Planted with maize, the same land would yield a mere $300-worth of bioethanol.
Moreover, wind farms can be built piecemeal, unlike most power stations. A half-finished coal-fired or nuclear power plant is a useless waste of money, but a half-finished wind farm is simply a wind farm half the size originally intended—and one that has been providing revenue since the first turbine was completed.
One consequence of this rapidly growing market is a virtuous circle of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that is pushing wind-generated electricity closer and closer to solving Google’s cheaper-than-coal equation. The first turbines were cobbled together from components intended for ships. Now the engineers are borrowing from aircraft design, using sophisticated composite materials and equally sophisticated variable-geometry blades to make those blades as long as possible (bigger is better with turbine technology) and as smart as possible (a blade that can flex when the wind blows too strongly, and thus “spill” part of that wind, is able to turn when other, lesser turbines would have to be shut down for their own safety). The theoretical maximum efficiency of a turbine, worked ou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y Albert Betz, is 59.3%. Modern turbines get surprisingly close to that, being about 50% efficient.
They are also more reliable than their predecessors. According to Mr. Abate, when GE entered the turbine business in 2002 the average turbine was out of commission 15% of the time. Now its downtime is less than 3%. As a result, the cost of the energy cranked out by these turbines has come down to about 8 cents a kilowatthour (kwh) and is still falling.
That makes wind power competitive with electricity generated by burning natural gas. Coal power is still cheaper, at about 5 cents a kwh. But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that would rise to 8 cents if the CO2 from coal-fired power stations had to be captured and stored underground—or, for that matter, if a carbon tax of $30 a tonne were imposed.
The power companies that buy the turbines are also getting smarter. They employ teams of meteorologists to scour the world for the best places to put turbines. It is not just a question of when the wind blows, but also of how powerfully. A difference of as little as one or two kilometers (one mile) an hour in average wind speed can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electrical output. And another lot of meteorologists sit in the control centers, making detailed forecasts a day or two ahead to help a company manage its power load. For one problem with wind is that if it stops blowing, the turbines stop turning. After cutting costs, that is the second great challenge of the spread of wind power.
The third is that people do not necessarily live where the wind blows. Indeed, they often avoid living in such places. Solving these problems, though, is a task not for the mechanical engineers who build the turbines but for the electrical engineers who link them to places where power is wanted. That means electricity grids are about to become bigger and smarter.
Bigger means transcontinental, at least for people like Vinod Khosla. His analogy is America’s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buil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new grids would use direct, rather than alternating, current. AC was adopted as standard over a century ago, when the electrical world was rather different. But DC is better suited to transporting power over long distances. Less power is lost, even on land. And DC cables can also be laid on the seabed (the presence of all that water would dissipate an AC current very quickly). In the right geographical circumstances that eliminate both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wayleaves to cross private land and the not-in-backyard objections that power lines are ugly. Indeed, there is already a plan to use underwater cables to ship windpower from Maine to Boston in this way.
Rewiring the planet
As it happens, Europe already has the embryo of a DC grid. It links Scandinavia, norther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and there is talk of extending it across the North Sea to the British Isles, another notoriously windy part of Europe. By connecting distant points, this grid not only delivers power to market, it also allows the system some slack. It matters less that the wind does not blow all the time because it blows at different times in different places. The grid also permits surplus power to be used to pump water uphill in Norwegian hydroelectric plants (a system known as pumped storage), ready for use when demand spikes.
Smart grids, however, would help to smooth out such spike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ability to accommodate inherently intermittent sources such as wind is only one of several reasons for wanting to do this, but it is an important one.
A smart grid will constantly monitor its load and (this is the smart bit) take particular consumers offline, with their prior agreement and in exchange for a lower price, if that load surges beyond a preset level. For this purpose, a consumer may not necessarily be the same as a customer. The grid’s software would be able to identify particular circuits, or even particular appliances, in a home, office or factory. Their owners would decide in what circumstances they should shut down or boost up, and the smart grid’s software would then do the job. Water heaters and air-conditioners might stock up on heat or cold in anticipation of such shutdowns. Fridges would know how long they could manage without power before they had to switch on again.
Reducing spikes in demand that way will cut the need for what are known in the industry as “peakers”—small power plants such as pumped-storage systems that exist solely to deal with such spikes. Parts of America’s existing dumb and fragmentary electricity grid are so vulnerable to load variations that their owners think they may be able to cope with no more than about 2% of intermittent wind power. Clearly peaks will never be eliminated entirely. However, Mr. Abate reckons that a combination of smart grids and gas-fired peakers should push the potential for wind power up a long way.
To prove the point, GE i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of Hawaii, a state which is served by a series of small, isolated grids highly vulnerable to disruption. The firm’s engineers reckon that clever grid management will allow up to 30% of local power to come from wind without any blackouts. If that improvement can be translated to the grids on the mainland, wind’s future looks assured.
Wind power has come of age. But to make the most of it, electrical grids will have to be overhauled.
On a ridge near Toledo in Castile-La Mancha stands a row of white wind-mills. Literary buffs, even if they have never been to Spain, will recognize them as the ferocious giants attacked by Don Quixote, Miguel de Cervantes’s fictional 17th-century hero.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are dwarfed by legions of modern wind turbines that grind out not flour but power, helping to make Spain one of the leading producers of wind-based electricity in Europe.
Does this amount to tilting at wind-mill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pain’s wind turbines would not have been built without assistance from the highly visible hand of a government that wanted to prove its green credentials. But wind power is no illusion. World capacity is growing at 30% a year and will exceed 100 gigawatts this year. Victor Abate, General Electric’s vice-president of renewables, is so convinced that that by 2012 half of the new generating capacity built in America will be wind-powered that he is basing his business plan on that assumption.
Wind currently provides only about 1% of America’s electricity, but by 2020 that figure may have risen to 15%. The on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has something approximating a proper free market in electricity, Texas, is also keener than any other state on deploying the turbines. In May, T. Boone Pickens, one of the state’s most famous oil tycoons, announced a deal with GE to build a one-gigawatt wind farm—the world’s largest—at a cost of $2 billion.
What was once a greener-than-thou toy has thus become a real business (GE alone expects to sell $6 billion-worth of turbines this year)—and one with many advantages. For example, as Lester Brown, the president of the Earth Policy Institute, a think-tank in Washington, DC, points out, a farmer in Iowa who gives up a tenth of a hectare (a quarter of an acre) of land to a turbine might earn $10,000 a year from it (about 3% of the value of the electricity it produces). Planted with maize, the same land would yield a mere $300-worth of bioethanol.
Moreover, wind farms can be built piecemeal, unlike most power stations. A half-finished coal-fired or nuclear power plant is a useless waste of money, but a half-finished wind farm is simply a wind farm half the size originally intended—and one that has been providing revenue since the first turbine was completed.
One consequence of this rapidly growing market is a virtuous circle of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that is pushing wind-generated electricity closer and closer to solving Google’s cheaper-than-coal equation. The first turbines were cobbled together from components intended for ships. Now the engineers are borrowing from aircraft design, using sophisticated composite materials and equally sophisticated variable-geometry blades to make those blades as long as possible (bigger is better with turbine technology) and as smart as possible (a blade that can flex when the wind blows too strongly, and thus “spill” part of that wind, is able to turn when other, lesser turbines would have to be shut down for their own safety). The theoretical maximum efficiency of a turbine, worked ou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y Albert Betz, is 59.3%. Modern turbines get surprisingly close to that, being about 50% efficient.
They are also more reliable than their predecessors. According to Mr. Abate, when GE entered the turbine business in 2002 the average turbine was out of commission 15% of the time. Now its downtime is less than 3%. As a result, the cost of the energy cranked out by these turbines has come down to about 8 cents a kilowatthour (kwh) and is still falling.
That makes wind power competitive with electricity generated by burning natural gas. Coal power is still cheaper, at about 5 cents a kwh. But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that would rise to 8 cents if the CO2 from coal-fired power stations had to be captured and stored underground—or, for that matter, if a carbon tax of $30 a tonne were imposed.
The power companies that buy the turbines are also getting smarter. They employ teams of meteorologists to scour the world for the best places to put turbines. It is not just a question of when the wind blows, but also of how powerfully. A difference of as little as one or two kilometers (one mile) an hour in average wind speed can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electrical output. And another lot of meteorologists sit in the control centers, making detailed forecasts a day or two ahead to help a company manage its power load. For one problem with wind is that if it stops blowing, the turbines stop turning. After cutting costs, that is the second great challenge of the spread of wind power.
The third is that people do not necessarily live where the wind blows. Indeed, they often avoid living in such places. Solving these problems, though, is a task not for the mechanical engineers who build the turbines but for the electrical engineers who link them to places where power is wanted. That means electricity grids are about to become bigger and smarter.
Bigger means transcontinental, at least for people like Vinod Khosla. His analogy is America’s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buil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new grids would use direct, rather than alternating, current. AC was adopted as standard over a century ago, when the electrical world was rather different. But DC is better suited to transporting power over long distances. Less power is lost, even on land. And DC cables can also be laid on the seabed (the presence of all that water would dissipate an AC current very quickly). In the right geographical circumstances that eliminate both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wayleaves to cross private land and the not-in-backyard objections that power lines are ugly. Indeed, there is already a plan to use underwater cables to ship windpower from Maine to Boston in this way.
Rewiring the planet
As it happens, Europe already has the embryo of a DC grid. It links Scandinavia, norther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and there is talk of extending it across the North Sea to the British Isles, another notoriously windy part of Europe. By connecting distant points, this grid not only delivers power to market, it also allows the system some slack. It matters less that the wind does not blow all the time because it blows at different times in different places. The grid also permits surplus power to be used to pump water uphill in Norwegian hydroelectric plants (a system known as pumped storage), ready for use when demand spikes.
Smart grids, however, would help to smooth out such spike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ability to accommodate inherently intermittent sources such as wind is only one of several reasons for wanting to do this, but it is an important one.
A smart grid will constantly monitor its load and (this is the smart bit) take particular consumers offline, with their prior agreement and in exchange for a lower price, if that load surges beyond a preset level. For this purpose, a consumer may not necessarily be the same as a customer. The grid’s software would be able to identify particular circuits, or even particular appliances, in a home, office or factory. Their owners would decide in what circumstances they should shut down or boost up, and the smart grid’s software would then do the job. Water heaters and air-conditioners might stock up on heat or cold in anticipation of such shutdowns. Fridges would know how long they could manage without power before they had to switch on again.
Reducing spikes in demand that way will cut the need for what are known in the industry as “peakers”—small power plants such as pumped-storage systems that exist solely to deal with such spikes. Parts of America’s existing dumb and fragmentary electricity grid are so vulnerable to load variations that their owners think they may be able to cope with no more than about 2% of intermittent wind power. Clearly peaks will never be eliminated entirely. However, Mr. Abate reckons that a combination of smart grids and gas-fired peakers should push the potential for wind power up a long way.
To prove the point, GE i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of Hawaii, a state which is served by a series of small, isolated grids highly vulnerable to disruption. The firm’s engineers reckon that clever grid management will allow up to 30% of local power to come from wind without any blackouts. If that improvement can be translated to the grids on the mainland, wind’s future looks assured.
2008年8月6日 星期三
some talks
Several days ago, our boss talked with us about why the booming price of petroleum makes the market index turn green (or red in Taiwan). He said the petroleum should be replaced by nuclear energy someday, since nuclear energy is much cleaner than the energy from oil-burning. And higher price of oil would lead those developed countries devote themselves to develop green energy. Therefore, the market just reflects the trend and that's why the index turns green.
Seems reasonable, hum? But why the nuclear energy? He said it would produce enough power to supply all human need in a small volume or mass. And better, it produces no carbon-dioxide that causes greenhouse effect. Seems great, doesn't it? But my dear boss, can you tell me how to deal with the nuclear/radioacitve wastes? You said the nuclear waste can be "burn into ash" but how? You answered grossly. We all know the nuclear fission is a physical chain-reaction, and this would lead to materials with radiation. Radioactive wastes are waste types containing radioactive chemical elements that do not have a practical purpose. As the article I typed from the Economist mentioned, none knows how to deal with the nuclear waste.
If we human embrace the nuclear energy without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its waste, what's the future we or our heirs will take? Hope not the title of that article--life after death--describe.
dyc
-----------------
An article practiced in English may have lots of faults. But I just try not to forget too much vocabulary as possible since there isn't too much chance to use English.
Seems reasonable, hum? But why the nuclear energy? He said it would produce enough power to supply all human need in a small volume or mass. And better, it produces no carbon-dioxide that causes greenhouse effect. Seems great, doesn't it? But my dear boss, can you tell me how to deal with the nuclear/radioacitve wastes? You said the nuclear waste can be "burn into ash" but how? You answered grossly. We all know the nuclear fission is a physical chain-reaction, and this would lead to materials with radiation. Radioactive wastes are waste types containing radioactive chemical elements that do not have a practical purpose. As the article I typed from the Economist mentioned, none knows how to deal with the nuclear waste.
If we human embrace the nuclear energy without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its waste, what's the future we or our heirs will take? Hope not the title of that article--life after death--describe.
d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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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rticle practiced in English may have lots of faults. But I just try not to forget too much vocabulary as possible since there isn't too much chance to use English.
Part of The future of energy -- The Economist June 21st-27th 2008
Life after death
Nuclear power is clean, but can it overcome its image problem?
If you want to make an environmentalist squirm, mention nuclear power. Atomic energy was the green movement’s darkest nightmare: the child of mass destruction, the spawner of waste that will remain dangerous for millennia, the ultimate victory of pitiless technology over frail humanity. And not even cheap. Well, times change. The followers fo Rachel Carson and the Club of Rome in the 1960s and 1970s had not heard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but today’s greens have. And they know that nuclear reactors are the one proven way to make carbon-dioxide-free electricity in large and reliable quantities that does not depend (as hydroelectric and geothermal energy do) on the luck of the geographical draw. What a dilemma for a thoughtful tree-hugger.
Patrick Moore, one of the founders of Greenpeace, faces no such dilemma, though. He is such a convert to the nuclear cause that he now chooses to consult for it.
Cynics take him to task for that, but he makes no apology. His view of the world, shared by James Lovelock, the inventor of Gaia (the idea that the Earth itself has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living organism), is that nuclear power—which already provides 15% of the world’s electricity—is the only possible way out of climate change. Mr. Lovelock thinks it is probably too late anyway, and that Gaia will shake herself and be rid of the plague of humans that now infest her skin. Mr. Moore thinks she can be persuaded not to, if nuclear power is applied in even larger doses.
Given the widespread concern about nuclear energy, how can that be done? Partly, the answer comes, by shifting priorities (for today’s youth, climate change is what global nuclear warfare was for the baby-boomers). Partly by the fading of memories: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 Island, which ended America’s nuclear dreams, took place nearly three decades ago, and even the Soviet disaster at Chernobyl is more than two decades past. And partly by redefining “cheap”. The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an American industry body, puts he cost of nuclear electricity at 6.5 cents a kwh. Not cheaper than coal’s 5 cents, but cheaper than coal that has had a price put on its carbon emissions. The time, then, is ripe for a rethink.
Ernest Moniz, a MIT’s leading energy guru and himself a nuclear physicist, agrees. He thinks that, on the technical side at least, the key to a nuclear revival is to go from a craft-based approach, in which each reactor is a bespoke thing of beauty, to a manufacturing approach, in which modules of components are made in factories an simply bolted together on site.
The other modern desideratum, he believes, is “passive safety”. This seems to be the same as what engineers used to call “fail-safe”, but perhaps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no longer approves of the word “fail” getting anywhere near a reactor. What it means is that safety measures kick in automatically in an emergency rather than having to be activated. That can be something as simple as configuring the control rods that regulate the speed of a reaction so that they drop by gravity rather than having to be inserted.
Both Dr Moniz’s preconditions are beginning to be met. The world’s three largest nuclear-reactor firms are hoping for sales of reactors whose designs have been upgraded to be more “bolt-together” and passively safe than their predecessors. According to CERA there are plans in America alone to build 14 AP 1000 Westinghouse reactors, six General Electric economic simplified boiling-water reactors, two or more GE advanced boiling-water reactors and seven of the French firm Areva’s latest design, the European pressurized reactor.
New generation
Indeed, the idea of modularity can be taken even further. Toshiba, a large Japanese engineering firm, is planning something known as nuclear batteries: factory-made sealed units with an output of 10 megawatts and a lifetime of 15-30 years. When they stop working, you simply send them back to the factory for disposal.
The acme of modular, factory-built, passively safe reactor design, however, is found in South Africa. People there have been experimenting with so-called pebble-bed reactor for decades. They hope to start building one for real in 2010. A pebble-bed reactor is fuelled by small spheres that are, in essence, tiny reactors in their own right. They are made of uranium oxide (the fuel) and graphite (a substance that slows down the flying neutrons that cause nuclear fission). Pile enough pebbles together and a chain reaction will start. Nor is any complicated pipework required to extract the heat. All you need do is run an inert gas such as helium through the pebbles and it will collect the heart for you.
The design also looks like the ultimate in passive safety because a phenomenon called Doppler broadening, which changes the speeds of the neutrons and makes them less likely to cause fission, shuts it down automatically if it overheats—though critics argue that the graphite in the pebbles is a fire hazard, and that helium is so leaky that there is a risk of air getting into the system and starting a fire.
None of these ideas deals with the question of nuclear waste. But that is largely a political problem, not a technical one. Though it sounds like a cop-out, the best answer really is to bury the stuff for the time being. That should be done in places where it can easily be recovered for reprocessing one day when technology has caught up. But it is also worth nothing that buried, unprocessed waste cannot be used to make bombs.
Nuclear power is clean, but can it overcome its image problem?
If you want to make an environmentalist squirm, mention nuclear power. Atomic energy was the green movement’s darkest nightmare: the child of mass destruction, the spawner of waste that will remain dangerous for millennia, the ultimate victory of pitiless technology over frail humanity. And not even cheap. Well, times change. The followers fo Rachel Carson and the Club of Rome in the 1960s and 1970s had not heard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but today’s greens have. And they know that nuclear reactors are the one proven way to make carbon-dioxide-free electricity in large and reliable quantities that does not depend (as hydroelectric and geothermal energy do) on the luck of the geographical draw. What a dilemma for a thoughtful tree-hugger.
Patrick Moore, one of the founders of Greenpeace, faces no such dilemma, though. He is such a convert to the nuclear cause that he now chooses to consult for it.
Cynics take him to task for that, but he makes no apology. His view of the world, shared by James Lovelock, the inventor of Gaia (the idea that the Earth itself has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living organism), is that nuclear power—which already provides 15% of the world’s electricity—is the only possible way out of climate change. Mr. Lovelock thinks it is probably too late anyway, and that Gaia will shake herself and be rid of the plague of humans that now infest her skin. Mr. Moore thinks she can be persuaded not to, if nuclear power is applied in even larger doses.
Given the widespread concern about nuclear energy, how can that be done? Partly, the answer comes, by shifting priorities (for today’s youth, climate change is what global nuclear warfare was for the baby-boomers). Partly by the fading of memories: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 Island, which ended America’s nuclear dreams, took place nearly three decades ago, and even the Soviet disaster at Chernobyl is more than two decades past. And partly by redefining “cheap”. The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an American industry body, puts he cost of nuclear electricity at 6.5 cents a kwh. Not cheaper than coal’s 5 cents, but cheaper than coal that has had a price put on its carbon emissions. The time, then, is ripe for a rethink.
Ernest Moniz, a MIT’s leading energy guru and himself a nuclear physicist, agrees. He thinks that, on the technical side at least, the key to a nuclear revival is to go from a craft-based approach, in which each reactor is a bespoke thing of beauty, to a manufacturing approach, in which modules of components are made in factories an simply bolted together on site.
The other modern desideratum, he believes, is “passive safety”. This seems to be the same as what engineers used to call “fail-safe”, but perhaps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no longer approves of the word “fail” getting anywhere near a reactor. What it means is that safety measures kick in automatically in an emergency rather than having to be activated. That can be something as simple as configuring the control rods that regulate the speed of a reaction so that they drop by gravity rather than having to be inserted.
Both Dr Moniz’s preconditions are beginning to be met. The world’s three largest nuclear-reactor firms are hoping for sales of reactors whose designs have been upgraded to be more “bolt-together” and passively safe than their predecessors. According to CERA there are plans in America alone to build 14 AP 1000 Westinghouse reactors, six General Electric economic simplified boiling-water reactors, two or more GE advanced boiling-water reactors and seven of the French firm Areva’s latest design, the European pressurized reactor.
New generation
Indeed, the idea of modularity can be taken even further. Toshiba, a large Japanese engineering firm, is planning something known as nuclear batteries: factory-made sealed units with an output of 10 megawatts and a lifetime of 15-30 years. When they stop working, you simply send them back to the factory for disposal.
The acme of modular, factory-built, passively safe reactor design, however, is found in South Africa. People there have been experimenting with so-called pebble-bed reactor for decades. They hope to start building one for real in 2010. A pebble-bed reactor is fuelled by small spheres that are, in essence, tiny reactors in their own right. They are made of uranium oxide (the fuel) and graphite (a substance that slows down the flying neutrons that cause nuclear fission). Pile enough pebbles together and a chain reaction will start. Nor is any complicated pipework required to extract the heat. All you need do is run an inert gas such as helium through the pebbles and it will collect the heart for you.
The design also looks like the ultimate in passive safety because a phenomenon called Doppler broadening, which changes the speeds of the neutrons and makes them less likely to cause fission, shuts it down automatically if it overheats—though critics argue that the graphite in the pebbles is a fire hazard, and that helium is so leaky that there is a risk of air getting into the system and starting a fire.
None of these ideas deals with the question of nuclear waste. But that is largely a political problem, not a technical one. Though it sounds like a cop-out, the best answer really is to bury the stuff for the time being. That should be done in places where it can easily be recovered for reprocessing one day when technology has caught up. But it is also worth nothing that buried, unprocessed waste cannot be used to make bombs.
2008年8月5日 星期二
漸漸
易遊網賣機票 廈門算國內我們的政府可以儘可能的「模糊」自己的立場，別說國外的商業機構常常把Taiwan, a province of China當做他們服務選單的一個選項，台灣人抗議歸抗議，那些機構可是說他們是依照ISO認證或者是聯合國所公佈的國家/地區名單來做事的呢！
中華民國的政府搞不清楚他現在所在的土地是台灣，還以為他是秋海棠(做夢ing)，清醒的也要催眠，耐何不只阿兜阿醒著，人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睜大著眼，張大著口，準備把海翁吞下…就看這隻海翁是要睡著被吞，還是要醒來逃跑…
好啦~~現在沒有理由怪外國人不知道台灣/中華民國是什麼東西了！連服務自家人為主，得跟各個國家航空業和代表處打交道的旅遊業者，都開始「未考慮」「國家 」主權了，那，還有誰有需要去考慮？
讓我覺的好笑的是，他們的公關說這樣是讓要經由小三通路線的遊客比較方便訂位，那以台灣人現在去日本玩的數量，是不是也應該把日本的各大機場名字從國際機票的分際改到國內機票的領域？這樣要去玩的旅客才「方便」訂位啊！畢竟，天下一家嘛~~
中華民國政府可以自己把頭埋在沙裏說，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並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享「一中各表」的想法，問題是，這是人家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你中華民國入殼的方法，畢竟，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正式的邦交而不是和中華民國有正式的邦交。
中華民國儘可以抱著為數不多的邦交國，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在中華民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幫助下，(有問題的)飛快成長，政府資金多多，要拿金錢和經濟割肉飼虎日漸衰弱的中華民國比砸錢給那些小國，誰砸的贏？中華民國還可以抱著那些邦交國多久？尤其，新部長還「外交休兵」的情況下？
中華民國政府自己模糊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國家和國家的關係，那麼，能怪一個旅行社為了賺錢而做出這種自動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成為其成員的行為嗎？
如果有人要說這只是個案，那麼，有句成語叫「見微知著」，還有另一句叫「防微杜漸」。看到事情有不對勁，如果還不處理，那麼等到「四面楚歌」，再來無顏面對江東父老時，也只能說「晚了」。
我是不贊同甚至譴責這種行為的，可是當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都是模模糊糊，不但不說明而且還由欲併吞的國家來表達雙方立場時，漸漸的這個國家的外交就不需存在，漸漸的這個國家軍事也不需存在，漸漸的這個國家的中央政府也就可以改為欲併吞國的地方政府了…！
而這，應該就是所謂的「終極統一」吧~~只是消失的是「中華民國」，而被現在的政府所討厭的名詞「台灣」依舊存在著，不只是地理上，還有行政名辭，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可能讓個中華民國省存在啊！
到時，中華民國消失，台灣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另一個國家的邊陲行政區域；而那個國家是怎麼對待他的邊陲領域的呢？
d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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