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咆哮--chap6 part2

大地的咆哮
作者：杉本信行
譯者：章澤儀
出版社：玉山社

台灣人的悲哀(任職台灣時期) part 2

　>　大阪APEC非正式高峰會的代表出席問題

　　　* 與在野的民進黨積極交流
　　
　　接著來談一談我在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時的工作經驗。

　　1972年日本與中國建交後，與台灣便沒有了外交關係，但為了繼續維持民間關係，交流協會便應運而生，實質上也取代了大使館的功能。

　　同時，台方面也由民間團體同樣設立亞東關係協會，並將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設於東京，用以做為台灣對日本的外交窗口。

　　我在外務省暫時停職，持民間護照前往台北。交流協會的大多數職員也和我一樣，是從國家公務員暫時轉為民間身分的。

　　斷交前，我有好幾個工作上的前輩都在台灣待過，當時蔣介石還在，日本外交官於極為嚴格的監視下。由於當時的民進黨並不是合法政黨，前輩們幾乎沒辦法和所謂的黨外人士接觸。

　　我在1993年赴任時，李登輝已經當了五年半的總統。李登輝總統為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劃上休止符，大幅改變了以往外省人統治的政治生態。台灣迎向時代的另股浪潮。

　　最具代表性的改變，就是在1992年宣布解除多名政治思想犯的入境禁令，包括台灣籍的民主領袖彭明敏。

　　彭明敏是國際法學家，在蔣經國時期曾是台灣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他在1964年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訴求台灣民主化；發表後即被逮捕入獄，之後以日本護照逃離台灣，流亡美國，過了二十多年有家歸不得的日子，直到1992年才被准許回到台灣。後來，當國民黨在1996年總統大選推選李登輝為候選人時，彭明敏就是民進黨首次推派的總統候選人。

　　隨著民進黨成為合法政黨，精神領袖彭明敏回到台灣，其支持者成立彭明敏基金會，發展不同政黨的時機漸漸成熟。就在台灣民主化的浪潮正波濤洶湧之際，我來到了交流協會。

　　在國民黨執政時代，為了怕政府當局的監視，交流協會都避免與民進黨相關人士接觸，所以沒有民進黨的人脈。但隨著民進黨合法化，我認為台灣民主化的趨勢勢在必行，因此反而決定積極與民進黨人士接觸。

　　除了彭明敏本人以外，我選識了協助他起草民主宣言的謝聰敏等民主鬥士。不同於彭明敏，謝等人在宣言發表之後被捕入獄，一關就是17年。

　　經由與他們的接觸，我發現本省人--尤其是民進黨中堅份子的熱情，也了解他們這一路走來的辛酸與勞苦，交流協會與彭明敏基金會活動之間的聯繫也隨之加強。

　　我在該基金會主辦的座談會等場合中出入頻繁，還被當時的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挖苦說：「交流協會最近好像只跟民進黨人士見面啊！」

　　對本省人了解越多，我越覺得有必要讓更多的日本人明白台灣人嚐過的悲哀，以便增進本省人當家台灣時的日台關係。同時，台灣已從國民黨的統治中大大改變，我想宣揚這一點，以抹去日本社會對台灣白色恐怖的印象，因此我要彭明敏的意見，將他致力於台灣民主化的心得回饋給日本社會。

　　當時，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正暢銷，《週刊朝日》雜誌上大幅刊登李登輝總統與司馬氏的對談，「本省人眼中的台灣」觀點引起了日本人的興趣，我也趁機邀請日本的知名人士參加交流協會與彭明敏基金會共同主辦的座談會。

　　受邀名單除了有小島朋之、國分銀成等研究中國的學者以外，還有對日本媒體具影響力的重量級人物，我們成功邀請到其中幾位，另外幾位則是時間無法配合而不克前來，改為推薦他們在媒體界同樣有影響力的友人訪台。

　　這些訪台人士大多見到了李登輝總統，感受到他的親和力，後來成為親台人士。

　　　 *由外省人掌控的台灣外交部

　　1994年10月，第12屆亞運在廣島舉行。

　　關於派誰當台灣代表一事，台灣方面經過一番討論，決定由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前往。不過，由於徐立德恰好也是台灣爭取2002年亞運會特別委員會召集人，所以要用後者的頭銜以及中華奧會貴賓身分出席。

　　外務省也判斷，台灣代表以民間身分參加民間體育賽事，並不違反1972年的日中共同聲明，因此准許發放了簽證。

　　徐立德副院長抵達日本時，中國表達強烈抗議，指稱「准許台灣政府的高官進入日本，違反了中日共同聲明的精神」，但日方壓下了中國的抗議。

　　次年11月在大阪舉行的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非正式高峰會的代表出席問題，可就大大考驗了我們對日台關係的處理手腕。

　　台灣向來由經濟相關部會的閣員代表參加該會，但這次大阪非正式高峰會卻有李登輝的強硬指示，要求由徐立德副院長代表李總統出席。我想，也許是因為徐副院長代表出席去年亞運獲日方接受，李總統才會點名他。

　　不過，外務省也因為中國抗議的前車之鑑，早在該年春天就已經決定不再同意徐副院長入境日本了。當時，親中派的村山富市內閣，甚至在官邸表示過「要是找不到別的代替人選，台灣不參加也無所謂」之類的意見。

　　相對的，李登輝總統對日本政府的反彈極為強烈，對外務省的批評也變得嚴厲，甚至在報紙上發表「我感覺日本的外務省好像變成中國外交部的走狗」云云。我非常擔心，深怕這件事會長期影響日台關係。

　　恰巧在這時，我接受李登輝總統的好友何既明的訪問。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李總統從日本撤退回台灣，當時船上疫病流行，遲了一個月才上岸，何既明就是以醫師身分登船照料他的人。

　　他用親切的口吻訪問我，就像對老同學說話一樣，也談到「若不能好好處理大阪APEC的代表問題，日台關係會搞砸的，想點辦法吧」之事。知道何先生也興起危機感，我是這麼回答的：

　　「關於大阪APEC 的台灣代表，得找徐立德副院長以外的候補人選，否則日方會不顧台灣出席者問題就開會的。請趕快找另外的人選。」

　　更進一步的，我對他表達了與李登輝總統建立直接溝通管道的必要性。

　　交流協會與台灣當局之間的正式溝通管道，雖然是亞東關係協會，事實上，也與台灣政府外交部次長級官員保持密聯繫。只不過外交部管道的窗口高層全被外省人掌控，我們與外交部之間的大小互動全被洩露給中國大陸方面。特別是每當日本要採取關係到日中共同聲明的行動時，必定會受到阻礙。

　　　 *候補名單外洩
　　
　　委請何既明代向總統府傳達意思之後，我立刻著手進協調事宜。為了顧及李登輝總統的面子，我必須向日本政府要求派遣高層級的政府特使赴台，直接請求改派徐立德副院長以外的候補人選。

　　第一份提案便是請日本政府派遣特使。我推薦當時的外務省官房審議官。

　　第二份提案則是中曾根前首相的訪台。這也是為了顧及台灣的顏面。日本選敗時，中曾根先生就在台灣的高雄擔任主計中尉，我也聽說他在台灣有許多友人，我判斷，若轉達李登輝總統希望與中曾根先生面談的意願，中曾根先生訪台之事應該會更容易促成。

　　至於第三份提案，我個人雖不認為多麼有說服力，但基於交流協會的責任，我有自信能夠履行，那就是對台灣少數加盟的國際機構增加捐贈金額，例如APO(亞洲生產力協會)、FFIC(亞太糧食與肥料中心)及AVRDC(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等等，這些機構都實際進行著各項交流事務。剛好，我在到台灣赴任前擔任過外務省的國際機構課長職，處理過日本政府對這一類國際機構捐贈提撥的預算案。其中FFIC與AVRDC的總部就在台灣，這也可以說是日本政府對台灣的一種道義支援。


　　透過何既明，這三份提案要旨在八月中旬間接傳達給了李登輝總統。李總統幾乎是馬上就做了決定，同意以我的安排做為條件，快速選出第二位APEC代表的候補者。

　　關於第一份提案，李總統雖與那位官房審議官素不相識，但為了說服東京，我建議用李總統指名該審議官會見的形式上報。這一點有事先取得李總統的諒解。

　　至於第二份提案，我透過一位老朋友的引薦，前往中曾根辦公室所在的京防會館拜訪，直接向中曾根前首相說明事由，並邀請他訪問台灣。當時的中曾根先生權衡過中國與台灣，認為訪台時機尚未成熟，意願似乎不太高，不過他若是以受勳前首相的身分訪台，肯定會受到民眾盛大歡迎，這一點倒是無庸置疑。

　　然後我開始為這些計劃在外務省布局，並透過某個人向李總統一一報告進度與成果，獲得了總統的信任，也讓總統同意邀請日本政府派遣特使來台調出席代表之事。

　　不料外省卻對特使人選有意見，理由是該官房審議官若在獲李總統指名的形式下訪台，恐怕會影響該審議官將來處理對中事務。經過再三磋商，日本決定派政府代表松永信雄以特使身分赴台，李登輝總統也表示同意。

　　日本方面的特使決定後，李總統在私底下表示有意指定前行政院長俞國華為APEC台灣代表。外務省經內部討論，認為俞先生已從行政院職位退條，用民間身分出席應該不會有爭議，便由外務次官做成了決議。

　　就在等候來自東京的官方正式回覆之際，我們卻接到一個不得了的消息。事前為求萬全起見，我們曾向首相官邸詢問由俞國華先生代理出席APEC一事是否妥當，沒想到官邸的答覆卻是否定的。原來是中國方面表示拒絕，認為「俞國華仍然保有政治上的影響力」。我們無法確定到底是誰走漏了消息，只知道有媒體將這位可能的候補人選給報了出來，因此被中國方面搶先攔截了。


　　　 *松永特使在秘密會談中發揮的本領

　　在接獲中國的負面反應之前，原訂的行程仍然依計劃走，於是在做不出最終定案的狀況下，松永特使於十月三十日第一次訪台。

　　松永特使在總統府與李登輝總統見面，先是和氣地自我介紹，再來聽到李總統用日語講述他對日本的情感；只要是日本人，都不免被他的魅力所吸引。

　　會談進行得極為順利，但當李總統依事前協調表示「礙於身分，我無法親自出席，所以要請前行政院長俞國華先生代理」時，席間稍稍緊張起來。

　　這時，松永特使立刻明白地說「由俞國華前院長代理，日本方面覺得不妥」，現場的氣氛立刻僵住。

　　這時，必須有人出來打圓場才行。我抱著賭一賭的心情，趕緊補充說「在日本政府內部研議之前，媒體已經報出了俞國華前院長的名字，造成了不便」。後來雙方只就代理人選需要再商議一事達成共識，但沒有做出任何決議，就結束了會談。

　　會談結束後，基於向李總統致意，以及第三候補人選未定，外務省仍決定請松永特使再度訪台，親自將日本政府發出的APEC非正式高峰會正式邀請函交給李總統，希望在表達最大的誠意之後，設法說服他尋找俞國華以外的代理人選。

　　十一月三日，松永特使再度秘密訪台，沒想到台北國際機場已經有大批新聞媒體記者守候。在台灣方面，特使訪台之事只有亞東關係協會和外交部知道，可見被外省人掌控的外交部，確實將消息走漏給台灣媒體和中國方面了。

　　同樣的消息走漏不只又發生在松永特使離台之際，甚至連李登輝秘密出訪海外的日程，也時常在事前被外界得知；台灣的情報外流問祭總是令日台雙方苦惱不已。

　　李總統與松永特使的二度會面定在晚間於總統府秘密進行，除了會見的當事人以外，席間只有府方翻譯秘書、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後藤利雄與我三人。

　　松永特使雖然一開始便將日本政府發出的正式邀請函交給李總統，但雙方還沒有言及正題，就已經過了會面預定結束的九點鐘了。

　　雙方都站起來準備道別，松永特使伸出手去，不經意地帶出一句：

　　「對了，為了讓APEC非正式高峰會能順利進行，不知能不能勞煩您選派一位日台雙方都能接受的代表人選？」

　　眼見他說的輕鬆且客氣，李總統也像是了然於胸的樣子：

　　「既然日方也有為難之處，我們會商議的。」

　　松永特使把時機掌握得太巧妙了，四兩撥千斤地緩下對方的不滿和反對，同時成功地引出我方所期盼的回應，肯定是長年在外交界歷練出來的身段。我不禁在內心暗暗讚嘆。


　　數日後，總統府擬了一份人選名單，包括民間企業家辜振甫、經濟部官員郭婉容等一共三人，並表示其中任一人都可以勝任。

　　名單中，辜振甫的知名度是壓倒性居高，他經營台灣水泥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是企業界的重量級大老，也是海峽交流基金會的理事長，曾與中國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進行過會談，打開了台灣與中國華話的管道，後來還在北京與中國國主席江澤民會談，無疑是對中交流不可多得的窗口人物。

　　由他出席APEC想必不會影響日後台灣與中國對話的進展，中國方面應該也沒有意見才是。交流協會立刻擬定方針並開始準備，等待日本政府以辜振甫為理想人選的回覆，誰知道首相官邸又有要求了。官邸的意思是，以往的APEC非正式高峰會出席人士全為經濟閣員，僅具民間身分的辜振甫不符資格。

　　接獲這樣的回應，台灣方面展現出極具彈性的因應措施，立即將辜振甫任命為經濟建設委員會的委員，相當於經濟部官員層級。約在同時，我們也獲悉中國方面對辜振甫代表出席沒有異議。

　　就這樣，台灣與中國雙方都沒有提出任何抗議，其他參加國當然也沒有意見，我們成功地解決了APEC大阪非正式高峰會出席人選問題。

======我的感想======
一個國家(？)要參與一個非正式的高峰會，派出的人選要經過敵意國的認可，否則會造成主辦國的困擾甚至寧可犧牲其參與的權利，可嘆這個似國非國之內的媒體與外交單位卻搞不清楚自己土地上的情況，以搶得頭條或獲得利益為榮。這個國家(？)能在國際上有「正式」的地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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