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亞論Part2--譯者感想

　　林思云：讀《脫亞論》有感　　
　　
　　（之一）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在中國廣為人知，在中國對《脫亞論》的主流看法是持批判態度的，認為福澤諭吉的主張是「對亞洲鄰國持輕蔑態度，主張模仿歐美列強侵略亞洲鄰國。」但是一般人多半是看到《脫亞論》的隻言片語，看過《脫亞論》全文的人似乎並不多。因此在這裡我特意把《脫亞論》的全文翻譯出來，供有興趣的人參考。

　　在翻譯《脫亞論》的過程中，不得不查閱不少資料，因此這也成為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我讀完《脫亞論》全文的第一個感覺是：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誤解了福澤諭吉。首先，所謂福澤諭吉「對亞洲鄰國持輕蔑態度」，這個看法本身就很有問題。為什麼這麼說？我們首先看一看福澤諭吉寫《脫亞論》的背景。

　　福澤諭吉的這篇《脫亞論》寫於1885年，當時這篇文章並無題目，是作為《時事新報》（現在日本《產經新聞》的前身）的社論發表的，《脫亞論》這個題目是後人出版福澤諭吉的著作時加上去的。福澤諭吉為什麼想起來寫這篇文章呢？原來那時在日本輿論界展開了一場思想爭論：日本應該怎樣與中國和朝鮮這兩個鄰國打交道？

　　歷史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冊封與朝貢關係，也可以說是另外一種不平等關係。1853年，美國炮艦侵入長崎，迫使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日美和親條約》。此後英、俄、法等國接踵而來，強迫日本簽訂類似條約，其遭遇與中國非常類似。日本被迫「開國」後，有識之士提出學習西洋的強國之術，自強保國，1868年的明治維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起的。

　　由於當時中國和日本、朝鮮同樣被西洋列強侵略，都面臨亡國滅族的危險，因此中日韓三國在「抵抗」西洋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在這個背景下，日本有人提出「興亞論」（後來又被稱為「大亞細亞主義」），代表人物有日本當時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勝海舟、植木枝盛、大井憲太郎、樽井籐吉等。「興亞論」認為日本與亞洲是唇亡齒寒的關係，日本的鄰國一旦亡國，日本也會遭殃。所以他們提出喚醒亞洲(主要指中國和朝鮮)，日本與中國和朝鮮結成同盟國，日中韓相互提攜，共同抵抗西洋列強，這是日本的最善國策。

　　中國也同樣產生過類似的亞洲聯合起來抵抗西洋侵略的思想，比如梁啟超的「亞粹主義」，章太炎的「亞洲和親主義」，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等。這個「興亞論」後來又變成亞洲在日本領導下，共同抗擊西洋列強的理論，比如「大東亞共榮圈」、「東亞新秩序」等。不過1880年代的「興亞論」，還是主張日本以平等的關係與中國和朝鮮結盟抗擊西洋，因為那時日本的國力還很弱，比起當時的大清國還有相當的差距。

　　對於這種「興亞論」，福澤諭吉提出相反的思想理論，即「脫亞論」。針對「興亞論」喚醒亞洲、共同對抗西洋侵略的設想，福澤反論說：中國和朝鮮死守陳規舊套，不思改進，不願革新，所以日本不應該對中國和朝鮮的醒覺抱有希望（當然他也指出如果中國和朝鮮國內出現有識之士，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維新，將另當別論）。福澤指出：陳腐守舊的中國和朝鮮，不但對日本毫無幫助，反而因為他們落後腐敗的「壞名聲」，會讓西洋人誤認為日本也是同樣的落後腐敗。因此他主張日本不要再猶豫，應該拒絕與中國和朝鮮這兩個不文明國家（「壞朋友」）繼續交往，而與歐洲的文明國家交往。

　　福澤指出中國和朝鮮這兩個國家沒有前途希望的關鍵是：中國和朝鮮對西洋文明採取被動的抗拒態度，中國和朝鮮想把自己置身於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獨特文明。而維新後的日本對西洋文明採取主動接納的態度，把自己也投身於西洋文明之中，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福澤認為中國和朝鮮對西洋文明的抗拒不可能成功，因為西洋文明有像「麻疹」那樣的傳染性，對西洋文明抗拒的結果就是亡國，國土被西洋列強瓜分。後來的歷史證明了福澤諭吉對中國和朝鮮的預見。要不是後來西洋列強改變了殖民主義思想，中國被列強瓜分幾乎是肯定的。

　　讀了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我不由產生一種想法：中國在近代遭受的各種苦難凌辱，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選擇」的。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才開始意識到「對外開放」的重要性，才開始主動加入和參與西方文明圈，按照現在中國時髦的話叫做「與世界接軌」。中國的對外開放才搞了20多年，中國經濟就取得了如此驚人的發展。現在中國人才自己體會到當年日本那樣高速發展的秘訣，不過就是「對外開放」四個字。

　　其實日本人並沒有隱瞞自己富國強兵的秘訣，早在120年前日本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就指出中國落後的結症就是拒絕西方文明，拒絕對外開放。可惜中國人直到100年後，才明白與西洋文明同呼吸共命運、共同品嚐文明之苦樂的重要性。假如中國在100多年前就開始搞對外開放，及早與世界接軌，那麼近代中國肯定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中國近代史就不會是充滿屈辱和創傷的悲慘歷史。所以我說：中國在近代遭受的各種苦難凌辱，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選擇」的。

　　如果評論一下日本當時的「興亞論」和「脫亞論」哪個更正確，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還是「脫亞論」更正確一些，事實上日本政府也是選用了脫亞入歐的發展方針。設想假如當年日本政府選用「興亞論」，等待中國、朝鮮的覺醒和自強，和中國、朝鮮站在一個戰壕裡，日本會有今天的發展嗎？福澤諭吉的「脫亞論」，的確是極具遠見的。

　　難怪現在福澤諭吉的頭像印在日本最大面額的鈔票上，而他的反對派卻鮮為人知。對於日本人來說，日本有今天的發展，他是最值得感謝的人之一。

　　（之二）

　　中國近代史概括為兩個字就是「反抗」。「抗英」、「抗日」、「抗美」；「反帝」、「反修」、現在還有「反日」，總而言之，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與外國抗爭的歷史，中國人近代以來一直懷著一種「仇外」心態。

　　說到「仇外」，當然有道理，中國被洋人侵略，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等等，都是中國「仇外」的理由。但同樣是遭受侵略、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日本，為什麼卻沒有同樣地「仇外」，相反，日本卻還要和侵略壓迫自己的西歐列強「交朋友」。在這裡，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很好地說明了日本對於西洋人的看法。

　　正如福澤諭吉所說：「如果試圖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國的獨立也不能保證，因為世界文明的喧鬧，不允許一個東洋孤島在此獨睡。」他早在100多年前就看到西洋文明是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試圖阻擋或者躲避這股潮流是愚蠢的，而自己也積極搭乘這股潮流才是明智之策。

　　中國對於西洋文明的潮流，一直採取對抗的姿態，從「以夷制夷」，「中體西用」，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是試圖把外國人趕走，或者把外國人拒之門外，總之就是「排外」兩個字。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儘管一直在學習西方，但中國學西方的目的，是「師夷技長以制夷」，用西方文明的槍炮來把西方人抗拒在國門之外，中國自己並不想加入西方文明圈。這和日本學習西方是為了「入歐」，加入西方文明圈的想法，從根本上就不同。

　　中國歡迎外國人來中國，歡迎外國人來投資辦廠，那是最近20年的事，中國一直到現在才改變了「排外」的心態。以前中國總對外國人不信任，總覺得外國人來中國一定是「不懷好意」、「不安好心」，所以千方百計要把外國人趕走，以為趕走了外國人，中國人就「站起來」了，中國人就無比幸福了。1949年以後中共趕走了除了蘇聯以外的所有西方人，到1960年以後又把蘇聯人也趕走了。在文革時期，中國幾乎是一個洋鬼子都沒有了，現實了老佛爺、義和團等多年的奮鬥目標，徹底趕走了所有的外國人。

　　可是中國卻驚訝地發現，趕走外國人，把自己隔絕於西洋文明之外，並沒有給中國人帶來幸福，反而給中國帶來了災難。所以在文革之後，中國人痛定思痛，不再排外了，這次中國不但不趕外國人，反而來了個180度大轉彎，開始請外國人到中國來了，真可謂「既知今日，何必當初」呢？福澤諭吉早在100多年前就批評中國：「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樣流行的文明開化時，支、韓兩國違背傳染的天然規律，為了躲避傳染，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裡，閉塞空氣的流通。」中國人直到100年後的今天，用自己的親身體驗體會到「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裡，閉塞空氣的流通」的痛苦之後，才明白「抗拒西洋文明是愚蠢的」這個道理。

　　上次我說了，如果中國早在100年前，認真讀一讀福澤諭吉的文章，早在100年前對外開放，早在100年前主動請外國人來中國，中國會是今天這樣的命運嗎？現在常聽到中國人說「改革開放」的政策好，可是100年前提出「對外開放」的人，一定要被批為漢奸了。現在中國的奮鬥目標是：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如果中國提早100年搞改革開放，現在中國肯定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以上吧。

　　當然中國人的「仇外」心裡還沒有完全脫卻，現在有人說「外國好」，大致還是要被罵為「漢奸」的。

　　（之三）

　　現在中國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日本明治維新後積極向西方學習，而當時的滿清政府頑固守舊，不肯向西方學習，這是近代中國落後的結症。如果認真談起來，這個觀點只說對了一半。當年滿清政府向西方學習還是抱著相當積極的態度，洋務運動就是明顯的例子。

　　當初中國人認為中國敗給西方列強，只是因為兵器不夠精良，中國的國家體制並沒有問題，這就是「軍事救國論」，也稱洋務運動。李鴻章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李鴻章總理衙門函，同治三年）。

　　洋務運動是在「軍事救國論」的基礎上，試圖學習西洋的軍事技術實現自強的嘗試。中國搞洋務運動開始比日本早，規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鴻章在上海購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購買了兩家英美的機器廠，成立江南機器廠。清廷指定用上海關稅的二成（約白銀60多萬兩）作為其常年經費。這個廠以生產槍炮、子彈為主，兼修船艦，並附有翻譯館。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建福州船政局和馬尾船廠，由福建海關稅收的四成結款內撥付。1869年1月10日，馬尾船廠製造的第一艘輪船下水。北洋、南洋、廣東、福建水師的88艘軍艦中，有30艘出自馬尾船廠。馬尾船廠造的排水量1560噸「揚武」號戰艦，還參加了後來的甲午海戰。

　　考慮到日本1868年才開始搞明治維新，中國洋務派學習西洋軍事技術的自強運動是先於日本的。當時中國辦現代化海軍也是竭盡全力，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海軍有軍艦數量24艘，其中3000噸級戰艦3艘，2000噸級戰艦3艘，總噸位3萬多噸。相比之下，當時中國北洋海軍有軍艦數量18艘，7000噸級2艘，2000噸級5艘，總噸位3萬多噸。從軍艦的質量水平來看，中國超過日本一籌。特別是2艘7000噸級定遠艦、鎮遠艦居當時亞洲第一。

　　中國在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軍事強國的洋務運動徹底失敗，人們認為日本打敗中國就是因為採用了西洋式的國家體制，於是「體制救國論」，即改革國家體制來實現富國強兵的論調高漲，終於發生了戊戌變法。儘管戊戌變法失敗了，但清廷1901年以後實行的「新政」，基本上採用了戊戌變法的思路，對國家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但是中國還是沒有像日本那樣實現富國強兵，為什麼呢？

　　應該說在中日甲午戰爭前的30年間，中國和日本都在積極向西方學習，都積極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但是兩國學習西方的動機卻完全不同。

　　日本學習西方是放棄以前日本的舊文明，全面引進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謂的全盤西化。中國學習西方的目的，卻是為了保存中國的中華文明，中國富國強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國建成一個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壘。中國一方面要引進和學習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堅持中國以前的舊的中華文明，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鄭觀應在《盛世危言》（1893年）所說：「西人立國，育才於學堂，論證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以足恃歟？」

　　讀福澤諭吉《脫亞論》，讓我感到震動的就是當時日本對西洋文明的接納，而不是抵制。福澤諭吉《脫亞論》的中心思想也是讓大家接納西洋的先進文明。可是直到今天，中國對西洋文明還是抱著抵制的態度。中國今天的自強思路，也還是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思路，堅持在中華文明的基礎上，學習西洋文明。

　　日本學習西洋文明，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國學習西洋文明，卻是一種權宜之策，或者是一個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堅持中華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從西洋文化中割裂開來，只學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謂「中體西用」，用中華思想來運作西洋的政治體制，必然很難搞好。

　　中國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實現「現代化」，我以為其中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我們一直用中華思想來運作西方文明的東西。